政治哲学理论范文精选

中国古人非常重视“阴阳”这对概念，并赋予阴阳以丰富的伦理道德内涵。他们一方面大力论证“阳主生、阴主杀”是不可更改的“天道”，为德刑两手治国的方略寻找哲学上的根据；另一方面，古人又抱着美好的愿望，提出要实现“人皆尧舜”、没有刑杀的政治理想。这样一来，政治上的美好愿望与哲学上的阳生阴杀思想就形成了尖锐的矛盾。认真揭示这一矛盾，对我们今天的理论建设也具有极大的启示意义。

一“阳生阴杀”的哲学理论

人们很早就提出了阴阳的概念，《周易•系辞上》说：“一阴一阳之谓道。”“阴阳”是人类在与自然界的接触中，总结出的万事万物的一个共性：事物皆含有“阴阳”两个对立面，并且是在这两者的对立、交合、转换中得以生存和发展。儒家将阴阳上升到“形而上”的高度，广泛地运用在自己的政治、伦理等思想体系之中，认为“阳尊阴卑”、“男为阳、女为阴”、“君为阳、臣为阴”、“阳主生、阴主杀”等等，这些哲学思想对中国文化、政治的影响无疑是巨大的。关于“阳生阴杀”的思想，《春秋繁露•阳尊阴卑》说：恶之属尽为阴，善之属尽为阳，阳为德，阴为刑……故曰：阳，天之德；阴，天之刑也，阳气暖而阴气寒，阳气予而阴气夺，阳气仁而阴气戾，阳气宽而阴气急，阳气爱而阴气恶，阳气生而阴气杀。是故阳常居实位而行于盛，阴常居空位而行于末，天之好仁而近，恶戾之变而远，大德而小刑之意也。董仲舒认为阳主生、阴主杀，虽然要以生为主，以杀为辅，但“生杀”作为一组对立面，就像阴阳一样，缺一不可。榖梁赤也提出了“独阴不生，独阳不生”（《春秋榖梁传》）的理论，阴阳相辅相成，以成就万物。应该说，儒家的这一认识是深刻的，并将其用于政治领域，从而为治国的德刑两手找到了十分扎实的理论依据。后来的道学宗主周敦颐忠实地继承了这一思想，并把这一理论同自然现象联系起来。他在《通书•刑》中说道：天以春生万物，止之以秋。物之生也，即成矣，不止则过焉，故得秋以成。圣人之法天，以政养万民，肃之以刑。民之盛也，欲动情胜，利害相攻，不止则贼灭无伦焉。故得刑以治。古人认为春天阳气盛，因此万物生长；秋天阴气重，因此万物凋零。周敦颐告诫人们应该效法自然，“以政养万民，肃之以刑”。在儒家的哲学思想体系中，“德刑”、“生杀”的存在，就如同“阴阳”、“春秋”的存在一样，是天经地义的。在宋代，这一思想几乎成为儒家的共识。《宋史•罗汝楫列传》记载：帝问：“或谓《春秋》有贬无褒，此谊是否？”（罗汝楫）对曰：“《春秋》上法天道，春生秋杀，若贬而无褒，则天道不具矣。”帝称善，尝曰：“自王安石废《春秋》学，圣人之旨寖以不明。近世得其要者，惟胡安国与卿耳。”能够与胡安国相提并论的罗汝楫在前人思想的基础上，明确把褒贬、德刑提到“天道”的高度去认识。圣人上法天道，治国必须使用德刑两手，不然就“天道不具”，政事不成。既然阳生阴杀、春生秋杀是一种不可人为更改的客观存在，是天道的一种体现，那么由天道所规定的政治上的德刑两手自然也是不可更改的。因此圣人就要效法天道，使用恩威去治理国家。应该说，古人把政治现象比附于自然天道，虽然有其勉强之处，但治国必须德刑并用的这种看法大致还是正确的。

二不要刑杀的政治理想

数千年来，人类对梦想中“和乐社会”的追求就一直没有停止过，二不要刑杀的政治理想儒家的“大同世界”、道家的“至德之世”、佛家的“极乐世界”，这些极具诱惑却仿佛空中楼阁、遥不可及的乌托邦具有的共同点就是没有刑杀。《礼记•礼运》说：“孔子曰：‘……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已；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已。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在“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的大同社会，每个人的道德都很高尚，刑罚自然是用不上的。关于刑措不用的政治局面，孔子有明确的说明：孔子曰：“……昔之君子道其百姓不使迷，是以威厉而刑措不用也。”（《韩诗外传》卷三）子曰：“善人为邦百年，亦可以胜残去杀矣。诚哉是言也！”（《论语•子路》）在孔子看来，刑措不用的社会，在过去的人类史上曾经发生过，如果当今有善人治国百年，也可以重现这种社会局面。到了后来，理学家不仅接受了孔子的这一思想，而且还极大地缩短了实现这一理想的时间：“胜残去杀，不为恶而已，善人之功如是。若夫圣人，则不待百年。”（《论语•子路》）在理学家看来，只要圣人在位，措施得当，还不需要一百年，消除刑罚的局面就可以出现。《论衡•儒增篇》总结儒家的观点说：儒书称：“尧、舜之德，至优至大，天下太平，一人不刑。”又言：“文、武之隆，遗在成、康，刑错不用四十余年。”在儒家看来，没有刑罚的时代，一是在尧舜时期，一是在文武成康时期。既然不用刑罚的社会确实存在过，那么重新实现这样的社会就是完全可能的。从这里来看，消灭刑罚，不仅仅是一种政治理想，而且是一种完全可以实现的政治现实。不要刑杀的主张可以说是贯穿了整个儒家历史，一直到清代，康有为一再提到这一点。他在《大同书》中专列“人治之苦”、“刑措”等章节来讨论这一问题，他在“人治之苦”中首先列举了人世间的惨不忍睹的种种酷刑，然后总结说：今欧美升平，刑去缳首，囚狱颇洁，略乏苦境。然比之大同之世，刑措不用，囚狱不设，何其邈如天渊哉！康有为为自己的书命名为“大同书”，本身就说明他的书中理想是受到孔子的影响，只不过他对孔子的大同理想进行了细化和改造而已。儒家提出没有刑杀的政治理想，其理论基础是“人性善”、“人皆可为尧舜”。亚圣孟子率先出了这一观点，《孟子•告子下》记载：“曹交问曰:‘人皆可以为尧舜，有诸？’孟子曰：‘然。……子服尧之服，诵尧之言，行尧之行，是尧而已矣。’”这一思想为后来的儒家所接受。朱熹《四书章句集注》说：使明仁义之在内，则知人之性善，而皆可以为尧舜矣。人性善，几乎是儒家的共识，荀子正是因为提出“人性恶”等主张，被排斥于纯儒之外。既然人性本善，只要加强道德教育，使每个人都能够保护好本来就有的善性，那么人人都是尧舜。既然人人都是尧舜，刑罚还有什么用呢？建立一个人性皆善，祥和刑措的社会，不仅是古人的理想，也是今人的理想，我们至今依然满怀着希望，期盼着这种美好的理想成为现实。应该说，这种理想作为一种政治追求，完全是正确的。

三哲学理论与政治理想的矛盾

一、政治宽容的本体论基础

传统哲学秉持客观世界的“抽象同一性”，这是一种绝无宽容的哲学。而现代哲学以差异性为要义，必然生变为“宽容的哲学”。检视传统哲学的发展历程，对“同一性”的强烈偏执是人类固有的一种心理趋向和价值理性，这种理性认识必然导致对客观世界绝对同一、至善尽美和绝对真理的抽象思维，并逻辑地断定客观世界的绝对同一和绝对真理的价值原则和价值标准，人们认为一旦俘获它，便可一劳永逸。作为这种传统经世哲学思维下的客观世界和实体存在的政治表象，必然是不宽容的。“排他主义的道德观”和“独断主义的真理观”是这种经世哲学的集中体现，它既不可能生成宽容意识，更不可能生变为宽容的政治。现代社会是一个多元异质的社会。多元异质化的特征透露了世界的本质不是抽象的“同一性”和“单一性”，“差异性”和“多样性”是这个社会的本来样式。首先，从政治哲学检视，马克思主义本体论就是以确立“差异性”作为世界的本原为前提，用这种世界观来“观”世界，世界的本质必然是形态各异、丰富多彩、各具特色的、具有多元特性的“差异性”个体，势必不可能是千篇一律、恒久不变的抽象的“同一性”。换言之，世界的本原不可能存在专断排它的“同一性”权威。其次，由于不同主体间的生存环境、受教育程度以及思维方式、价值取向不尽相同，使得各自主体对同一问题的理解和把握往往会产生差异和矛盾。就思维方式而言，它是主体感知、把握、理解、评价客体的方法和程式。传统形而上学的僵化的两极思维往往使人们陷入“一体化”、“非彼即此”的窠臼中，势必走向一个武断、极权、专横的无宽容的世界。多元社会的现代性特征必然要求主体间实现思维方式的蜕变，克服形而上学僵化的“同一性”权威和绝对真理，以辩证理性思维去认知和把握客观世界，正确认识客观存在的“新”、“多样性”和“独特性”，适应客观存在的个体化、多元性的发展趋势，以科学理性的态度包括沟通、谈判、协商、宽容、妥协、交流等方式来达成价值共识，从而避免主体间各自独断、专横的片面性。“即要以更宽容的心态去反思和考量现实社会，引导和发掘现实社会中的宽容品质和宽容精神”，构建适合现代社会所需要的宽容理性。人是客观存在和社会生活的主体，“异中求同”、“同中存异”是政治宽容的应有之义和前提条件。“没有差异就无所谓宽容，但宽容本身却是在‘存异’中‘求同’。”价值多元是现代社会发展的趋向和表征，多元价值的存在意味着主体间不同价值存在相互冲突的可能。政治宽容不仅承认主体间价值多元的客观存在，而且承认其存在的合理性。“宽容正是一种有利于大家共同发现真理、维护真理，有利于在多元化、多样化的基础上实现统一与和谐的一条现实的必要的原则”。这正是政治宽容的本体论根据。

二、政治宽容的人性论基础

“人是最名副其实的政治动物，不仅是一种合群的动物，而且是只有在社会中才能独立的动物。”政治哲学自始至终把对人性的认识作为政治实践和政治致思的第一要义。对人性的不同诠释和理解，在政治哲学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它制约着政治理论的价值取向、路径安排和理论建构。因此，从政治哲学的角度审视，政治宽容的生成与演变，亦是以人性认识作为自身的理论基础和逻辑起点。面对错综复杂、瞬息万变的社会现实和客观存在，政治宽容消解了人们对“性恶论”和“性善论”单一的、抽象的人性道德假设，而是对客观现实社会进行更加缜密、细致的剖析，以人为本，以人性作为政治致思和政治实践的契入点和理论基石。劳动创造了人，也是人与自然界分离的标志。从此，人成为自然界和社会生活的主体和主导，对人自身和人性的认识，对人生的意义和价值及其评判与标准，对人的生存与发展的理解和诠释便成为社会实践和政治致思的永恒主题。人性是“人生而固有的普遍本性:它一方面是人生而固有的自然本性，另一方面则是人生而固有的社会本性”。古代哲学家大多认为:人之为人，在于人“成神似的自恋”，成了“万物之灵”，成为一种超越性的存在，人能够不断超越自我，不断克服有限局限，为自己构建充满理想的真、善、美相统一的现实社会，达到道德至善、价值完美、理性无限。这种完美主义播下了的恰恰是不宽容意识，培育了政治不宽容的土壤。虽然人们在追求自身发展的过程中，由于每一个个体都有自己的特殊利益需要，都是在自己的利益驱动下活动的，不同个体之间在利益上就必然有互相排斥、互相限制、互相否定的一面，这就可能会导致不宽容态度的产生。但是，个人在追求自己利益的同时就意识到了个人利益实现的非独立性，意识到了个人利益对他人利益的依赖性，这就使相互冲突的利益之间又表现出相互依赖、相互渗透、相互联结的一面。这种利益的共同性使人们认识到，要实现自己的愿望就必须相互合作、相互宽容。

三、政治宽容的认识论基础

政治宽容是人类理性的产物。所谓理性，常被看作是人类独有的用以调节和控制人的欲望和行为的一种精神力量，它是指人的抽象的逻辑思维能力以及受这种思维能力所支配的人的理智的、克制的、自觉的能力和存在属性。理性使政治宽容成为了可能，理智、克制和自觉这些“理性品质”使人们可以冷静而审慎地看待这个世界而不至于陷入盲目、迷信与狂热之中，从而为宽容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而政治宽容正是对“人是有理性的”这一命题的认可。人是理性的，这不仅表明人可以有意识地进行思考，而且可以基于自身的利益对自己的行为可能产生的后果权衡利弊，从而在最大限度上作出最有利于自己的选择。这样就有必要给每个人留下自我选择和活动的空间。然而，理性的合理内核和功能含义如何界定?这一直成为人们探讨和深究的话题。迄今为止，理性几经嬗变，因其概念泛化，仍难被人们表述清楚，乃至众说纷纭，歧义百出。综而观之，我们可以从四个维度概述理性的功能含义即本体理性、认知理性、价值理性和方法理性。但是，理性的这些功能含义却暗含着另一种危险，即对理性功能的无限夸大和盲目崇拜，又会陷入理性主义的泥潭。理性使宽容成为可能，而盲目夸大人类理性功能和作用的理性主义，又会导致人类走向宽容的反面———不宽容。

〔论文关键词〕政治发展;经济体制改革;阶级阶层;社会结构;党的建设

〔论文摘要〕改革,特别是经济体制改革是推动当代中国政治体制改革和政治发展的基本动力;阶级阶层、社会结构和利益关系的重大变化为其提供了强大动因;外部环境变迁直接或间接影响了它的进程;中国共产党自身的改革与建设始终是其主要“带动”力。我们应当更积极、主动、自觉地运用这四个方面因素,进一步推动当代中国政治体制改革和政治发展。

改革开放30年,中国政治发展成就显着,世人瞩目,但其动因却很少有人探究,相关研究更显不足。本文拟在这方面进行尝试,并力求从一个侧面透视当代中国政治发展的历程、问题及趋势。

(一)

众所周知,生产关系和生产力的矛盾、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的矛盾是推动人类社会发展的基本动力。这对矛盾要求生产关系必须与生产力的发展相适应,上层建筑必须与经济基础相适应。社会主义改革就是改革与生产力不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及上层建筑。因此,改革无疑是推动当代中国政治发展的根本动力。正如马克思所说:“随着经济基础的变更,全部庞大的上层建筑也或慢或快地发生变革。”(1)恩格斯也指出:“一切社会变迁和政治变革的终极原因,不应当到人们的头脑中,到人们对永恒的真理和正义的日益增进的认识中去寻找,而应当到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的变革中去寻找;不应当到有关时代的哲学中去寻找,而应当到有关时代的经济中去寻找。”(2)

30年来,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化,我国的经济获得快速发展,综合国力大大增强,已成为仅次于美、日、德的世界第四大经济体,人均GDP突破了2000美元大关。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我国在基本解决了13亿人口的温饱问题之后,又初步达到了小康水平,并开始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广大人民群众衷心拥护并积极推动改革开放事业。这为当代中国政治发展提供了坚实的物质基础,创造了良性的社会环境。与此同时,广大人民群众的教育、文化水平不断提高,文盲和半文盲人口大量减少,九年制义务教育大大普及,高等教育由精英教育逐渐转入大众化教育。与此相适应,公民的政治参与意识和参政议政的水平不断提升,从而加速了我国的基层民主建设,为国家的政治发展和政治体制改革创造了必要的条件。美国学者李普塞特认为:“把政治系统与社会其他方面联系起来的最普遍的概括或许是,民主关系到经济发展的状况。一个国家越富裕,它准许民主的可能性就越多。”(3)从这个意义上说,经济发展决定政治发展。

一、哲学理论创新需要发挥其社会功能

一直以来存在这样一种误解，那就是认为哲学只是形而上的抽象道理言说，其真理性和价值性是成问题的，其社会功能也可以由其他专门学科来取代。在这种认识下，哲学似乎是无用的和多余的，但是事实证明这种观点是极为片面的。随着从哲学里分离出来的新的学科不断增多，并且日益专门化和技术化，似乎取代了哲学的社会功能，但是这只是一种表面现象。黑格尔说:“当统一的力量从人的生活中消失，当对立已经失去了它们的活的关系和相互作用，并正赢得独立性时，对哲学的需要就形成了。”实际上，哲学一直为人们理解世界、构建社会图景提供着基本的认知框架与认知方法，其社会功能不可替代。哲学不仅是研究主观精神的“人学”，也是研究客观精神的社会学和历史学;哲学不仅为人们认识世界提供方法和理念，也为人们建构新的社会图景提供合理性信念。哲学理论创新需要发挥其社会功能。哲学不仅作为社会经济发展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发挥作用，而且还发挥着独特的社会功能。

哲学虽然不直接提供满足物质需要的手段，但是它提供了种种思想，使我们能够在社会领域里理解、协调并且满足我们的需要，满足我们对未来的希望。宏观上说，哲学理论为具体的社会制度提供意识形态的合法性、平衡社会结构的稳定性与流动性，整合社会文化、提升判断认知能力、统一社会思想认识。具体来说，哲学的智慧为人们为人处世提供价值圭臬，哲学的逻辑规则与法制精神一脉相承，哲学的理念与信念是人们诉求的具体反映，哲学的思想方法为社会科学研究提供了基本的程序和工具。在当前社会时代背景下，发挥哲学的社会功能需要避免哲学理论过分琐碎化、技术化、功利化和庸俗化，避免学术垄断、学术腐败和学术吹捧。卢卡奇在《物化与无产阶级意识》一文中谈到了这种怪诞现象:专门化的大师，那些才能出卖者，即科学专家，不仅成为社会事件的旁观者，而且对他的能力所起的作用采取直观态度。在那里，正是主体性本身，即知识、气质、兴趣、表达能力，变成了一架按自身规律运转的抽象机器。

哲学要发挥资政为民的社会功能，固然离不开与权力运行者、市场操作者打交道，但是哲学本身作为思想的事业而不仅仅是一种学科和职业，更是一种理想和志业、一种生活和存在方式。哲学有其相对独立性和学术自律要求，应该遵循其自身规则、维护其社会尊严和公信度。如果哲学理论创新与社会功能相剥离，作为纯粹的个人兴趣爱好和“私人艺术”、形而上需要或谋生职业，仍然还可以是有趣的、可爱的和有竞争力的，但是很容易沦为奇谈怪论、夸夸其谈，就会变得不负责任、不可信、不可敬，降低哲学理论应有的社会价值。发挥哲学的社会功能还需要发挥其对文化的统摄力和整合力。文化派生于实际的操作，哲学则是对这种实际操作的反思。任何一种文化潮流、时代风尚和社会思潮的兴替，都离不开哲学的引领、统摄和整合。文化在当代社会中越来越发挥着重要的作用。“随着大企业变得具有文化性，更加依赖于形象、包装和展示，文化产业成了大工业”，并且，“政治变革不扎根于人民的情感和感念之中，不可能长期持续”。文化是“我们新的归属形式”。马克思曾经指出，“哲学正变成文化的活的灵魂，哲学正在世界化”。尼采也曾经说过，“最平静的语言往往是思想的狂飙，静悄悄而来的思想领导了这个世界”。当前，我们推动文化大发展大繁荣，如果缺少思想和灵魂，或者对传统文化和外来文化缺少自觉、反思与批判，就很难形成先进文化，就没有原创力和应有的深度，就难以引领社会舆论与社会思潮。

二、哲学理论创新需要切近社会现实

我们说哲学理论切近社会现实有这么几层意思:其一，哲学固然与现实有一定的联系，但是还不是现实，哲学切近现实的前提就是哲学与现实之间要有适当的距离和张力，不然谈不到切近现实。其二，哲学切近社会现实，绝不是随波逐流，与现实中不好的东西、庸俗的东西同流合污，完全溶解于现实之中;撇开具体社会历史条件来谈论“合理的就是现实的、现实的就是合理的”，只是外在地、抽象地谈论现实，是对现实缺乏哲学反思与认识的表现。其三，既然哲学还不是现实，那么哲学是跟在现实后面为社会现实辩护，还是走到社会现实前面引领现实就非常重要。其四，哲学理论切近社会现实也有一个方法和策略的问题。改革30多年来，随着实践标准的确立，“摸着石头过河”蔚然成风，所谓的“哲学理论”与其他理论一样不可谓不贴近现实。然而，我们时代的哲学忙于“实践”，反衬出哲学在方法论上的无能以及对哲学本身的肤浅认识。

一、哲学理论创新需要发挥其社会功能

一直以来存在这样一种误解，那就是认为哲学只是形而上的抽象道理言说，其真理性和价值性是成问题的，其社会功能也可以由其他专门学科来取代。在这种认识下，哲学似乎是无用的和多余的，但是事实证明这种观点是极为片面的。随着从哲学里分离出来的新的学科不断增多，并且日益专门化和技术化，似乎取代了哲学的社会功能，但是这只是一种表面现象。黑格尔说:“当统一的力量从人的生活中消失，当对立已经失去了它们的活的关系和相互作用，并正赢得独立性时，对哲学的需要就形成了。”〔3〕实际上，哲学一直为人们理解世界、构建社会图景提供着基本的认知框架与认知方法，其社会功能不可替代。哲学不仅是研究主观精神的“人学”，也是研究客观精神的社会学和历史学;哲学不仅为人们认识世界提供方法和理念，也为人们建构新的社会图景提供合理性信念。哲学理论创新需要发挥其社会功能。哲学不仅作为社会经济发展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发挥作用，而且还发挥着独特的社会功能。哲学虽然不直接提供满足物质需要的手段，但是它提供了种种思想，使我们能够在社会领域里理解、协调并且满足我们的需要，满足我们对未来的希望。宏观上说，哲学理论为具体的社会制度提供意识形态的合法性、平衡社会结构的稳定性与流动性，整合社会文化、提升判断认知能力、统一社会思想认识。具体来说，哲学的智慧为人们为人处世提供价值圭臬，哲学的逻辑规则与法制精神一脉相承，哲学的理念与信念是人们诉求的具体反映，哲学的思想方法为社会科学研究提供了基本的程序和工具。在当前社会时代背景下，发挥哲学的社会功能需要避免哲学理论过分琐碎化、技术化、功利化和庸俗化，避免学术垄断、学术腐败和学术吹捧。卢卡奇在《物化与无产阶级意识》一文中谈到了这种怪诞现象:专门化的大师，那些才能出卖者，即科学专家，不仅成为社会事件的旁观者，而且对他的能力所起的作用采取直观态度。

在那里，正是主体性本身，即知识、气质、兴趣、表达能力，变成了一架按自身规律运转的抽象机器。哲学要发挥资政为民的社会功能，固然离不开与权力运行者、市场操作者打交道，但是哲学本身作为思想的事业而不仅仅是一种学科和职业，更是一种理想和志业、一种生活和存在方式。哲学有其相对独立性和学术自律要求，应该遵循其自身规则、维护其社会尊严和公信度。如果哲学理论创新与社会功能相剥离，作为纯粹的个人兴趣爱好和“私人艺术”、形而上需要或谋生职业，仍然还可以是有趣的、可爱的和有竞争力的，但是很容易沦为奇谈怪论、夸夸其谈，就会变得不负责任、不可信、不可敬，降低哲学理论应有的社会价值。发挥哲学的社会功能还需要发挥其对文化的统摄力和整合力。文化派生于实际的操作，哲学则是对这种实际操作的反思。任何一种文化潮流、时代风尚和社会思潮的兴替，都离不开哲学的引领、统摄和整合。文化在当代社会中越来越发挥着重要的作用。“随着大企业变得具有文化性，更加依赖于形象、包装和展示，文化产业成了大工业”，并且，“政治变革不扎根于人民的情感和感念之中，不可能长期持续”。文化是“我们新的归属形式”。马克思曾经指出，“哲学正变成文化的活的灵魂，哲学正在世界化”。尼采也曾经说过，“最平静的语言往往是思想的狂飙，静悄悄而来的思想领导了这个世界”。当前，我们推动文化大发展大繁荣，如果缺少思想和灵魂，或者对传统文化和外来文化缺少自觉、反思与批判，就很难形成先进文化，就没有原创力和应有的深度，就难以引领社会舆论与社会思潮。

二、哲学理论创新需要切近社会现实

我们说哲学理论切近社会现实有这么几层意思:其一，哲学固然与现实有一定的联系，但是还不是现实，哲学切近现实的前提就是哲学与现实之间要有适当的距离和张力，不然谈不到切近现实。其二，哲学切近社会现实，绝不是随波逐流，与现实中不好的东西、庸俗的东西同流合污，完全溶解于现实之中;撇开具体社会历史条件来谈论“合理的就是现实的、现实的就是合理的”，只是外在地、抽象地谈论现实，是对现实缺乏哲学反思与认识的表现。其三，既然哲学还不是现实，那么哲学是跟在现实后面为社会现实辩护，还是走到社会现实前面引领现实就非常重要。其四，哲学理论切近社会现实也有一个方法和策略的问题。改革30多年来，随着实践标准的确立，“摸着石头过河”蔚然成风，所谓的“哲学理论”与其他理论一样不可谓不贴近现实。然而，我们时代的哲学忙于“实践”，反衬出哲学在方法论上的无能以及对哲学本身的肤浅认识。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指出，哲学家只是以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人们到处引用这句话作为“哲学应该忙于实践”的证明。但是，这句话应该这样理解吗?海德格尔对此评论说:“解释世界难道不是改变世界吗?”改变世界不以解释世界为前提吗?如果没有对世界的解释，那么所谓改变世界就会将世界改得一团糟。马克思的话不应该这样理解。马克思只是指出主体仅仅站在理论的立场上解释世界、理解世界是不够的，还需要去实践、去行动，并不是说解释世界是完全不必要的、不重要的。特别地，对于无产阶级来说，仅仅理解和解释世界是不够的，必须行动起来用主体的物质力量来反对和摧毁奴役人类的物质力量。哲学理论的边缘化，或者被人们弃置不顾，与当前以市场为导向的学科设置以及实践本身的“自足”是相关的。不光国内很多高校缩减哲学专业的招生规模，就是在国外，哲学专业也前景惨淡，许多大学哲学系纷纷关门，许多学者转而去研究文化学、社会学或政治学问题。

伊格尔顿睿智地评论道，“法兰克福学派通过转向文化和哲学来补偿他们政治上的无家可归。尽管政治上受困，但他们可以利用他们巨大的文化资源来对抗文化作用变得越来越重要的资本主义，从而证明他们依然和政治挂钩”。这说明哲学与资本之间、与技术之间存在着一条鸿沟:一方面科学取代了哲学的功能，成为第一生产力;人们会在“情欲的炽热、艺术的温文尔雅和符号的令人愉悦中找到乌托邦的替代品”。“实践的哲学”认为“除非思考直接与行动相连，否则它就毫无价值”。另一方面市场依赖信息来对知识进行定义，专门的认识论为信息的传播和共享所取代，哲学成为多余的存在物。同时，实践本身越来越倾向于按照市场意义上的自由来定义“人”，似乎不需要理论的指指点点，实践本身就能试错和检验真理，哲学成为教条的象征和实践的障碍。后现代是一个“非理论”甚或“反理论”的时代:“我们现在能做我们所想的事情，不用手提着许多笨重的玄学行李，四处奔波来解释它。交出行李之后，我们的双手就自由了。”著名经济学家凯恩斯曾经说道，“讲求实际的人自以为不受任何理论的影响，其实他们经常是某个已故的经济学家的俘虏。在空中听取意见的当权的狂人们，他们的狂乱的想法也多半是从若干年前学术界拙劣的作家的作品中提取出来的”。哲学过分意识形态化地联系“实际”，导致改革开放以来“理论”始终跟在“实践”后面为实践论证辩护而无法发挥对实践的预见预判和指导作用，直接导致理论回答和解释重大现实问题缺乏说服力，理论储备不够、理论的解释力下降到常识水平、理论竞争力和领导力有所弱化。这种倾向需要引起我们重视。哲学理论创新的目的就是使哲学要走到现实的前面引领社会实践发展，但是又不可走得太远，陷入玄思空想，这里也有个距离感、张力度的问题，既不高高在上，也不随波逐流。如果跟在社会现实发展的后面，哲学就将落后于时代，其理论创新寸步难行，其言说不过是人云亦云、自我吹捧。阿多诺曾经一针见血地指出:“今天，任何理论都躲不开市场。每一种理论都是作为处在互相竞争的意见中的一种可能性而提出来的，什么都要拿出来供选择，什么都要被吞没。思想不能戴上眼罩而对此闭目不视。那种以为自己的理论可以逃避这种命运的伪善的信念必将堕落成自我吹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