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制度论文范文精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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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制度论文

制度惰性论文：政治制度惰性渊源探究

本文作者：郭佩文作者单位：中山大学

中国政治体制改革中复杂的利益关系加强制度惰性

制度变迁从利益角度来看，就是利益关系的重新调整，政治体制改革同样也是权力关系这种利益关系的重新调整。上文也提及过，唯物史观认为制度变迁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结果，生产力是社会制度变迁的根本动力，而社会变迁的直接动因是不同集团、阶级之间的尖锐的利益冲突。而同时，马克思指出:“无论哪一种社会形态，在它们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是绝不会灭亡的;而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在它存在的物质条件在旧社会的胎胞里成熟之前，是绝不会出现的。”也就是说，只有当社会再也无力承担低效率制度的高成本时，该制度本身已经没有改进的余地时，并且作为主导的统治阶级或者利益集团认同时，制度变迁才会发生。然而，在我国的政治体制改革中，作为主导的利益集团与其它利益集团存在着复杂的利益关系，加大了改革中协调利益关系的难度，加强了制度惰性，这主要体现为:第一，利益既得者通过约束自己与他人的制度安排为制度变革设定许多障碍，导致制度惰性，从而阻碍政治体制改革的进程。既然制度变迁是利益关系的重新调整，这就意味着从变迁中有人得益，有人的利益受损。其中，旧体制中的利益既得者的利益很大可能因为政治体制改革受损，因此他们也将会是政治体制改革的阻力，是政治体制改革中产生制度惰性的重要原因。利益既得者之所以是政治体制改革中的阻力，是造成制度惰性的重要原因，从皮尔逊的观点看来，主要有两个原因:“第一是设计制度和政策的人可能希望它们能约束其继任者……为了保护自己，他们可能创建规则来使早先的政治安排难以改变。第二，在大多数情况下，政治行动者也被迫约束自己……为了约束他们自己及其他人，设计者为制度变革设定了许多障碍。”邓小平在《关于政治体制改革问题》一文中明确:“改革的内容，首先是党政要分开，解决党如何善于领导的问题。这是关键，要放在第一位。第二个内容是权力要下放，解决中央和地方的关系，同时地方各级也都有一个权力下放问题。第三个内容是精简机构，这和权力下放有关。”虽然学者们也总结到这三十年的政治体制改革取得一定的成就，如从九个标志性就总结出当代中国政治体制改革30年所取得的成就，这九个标志性成就是:对政治共同性做出新的解说;代表大会制度化水平提升;从“党治国家”向“法治国家”的转型;政治继承和有限任期制度初步确立;从一元化领导体制向政治功能分化转变;党际民主参政有质的提高;排斥性的制度架构转变成包容性的制度架构;农村和城市单位制解体;公民获得自由权利。但是，他们也认为我国传统的政治体制没有根本改革，例如学者高放认为:“传统的权利过分集中于中共领导人和以党代政、党政不分的传统体制并未得到根本性的改革。”由此可见，我国在政治制度领域，党和政府垄断着社会政治制度的创设与变更权，社会成员自发性的制度创新几乎无法实现。而政治体制改革的方式、路径、形式等均需要经过最高权力当局严格的审查通过，然后再依靠权力中心的政治权威，通过层级的党政系统加以推行，而以党和政府主导的权力中心作为制度设计者又是利益既得集团，是很难为政治体制改革提供足够充分的制度供给的，而这也就加强了政治体制改革中的制度惰性。第二，制度实施参与者对政治体制改革收益的不确定性以及“搭便车”心理加强制度惰性。一方面，上文也说过，由于我国社会主义改革能借鉴的经验不多，也不能通过“试错”的方式来获取改革途径和方案的信息，因此在我国的政治体制改革中存在着信息不对称的问题，这就使得我国的改革有“向前的不确定性”。这种不确定性不但很难调动改革者的积极性，而且也使得制度实施参与者对变革的收益预见不确定，因此也很难调动他们的积极性。变革利益的低刺激性导致基本上没人愿意做“第一个吃螃蟹的人”。另一方面，由于制度具有公共性，而制度实施参与者又是众多的情况下，在新制度的创新过程中就避免不了存在“搭便车”的问题。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不仅需要改革者去努力，而且需要制度实施参与者的推动，然而由于制度实施参与者相比改革者而言是众多的，参与制度变迁个人预期收益可能不能超越个人成本和风险，作为经济人的众多的制度实施参与者总是喜欢“搭便车”，只想享受制度变革所带来的好处，等着他人去改革制度现状而不为改革做出自己的一份贡献。而众多的制度实施参与者的这种“搭便车”的心理使得民众对于制度创新几乎是不可能的，这使我国的政治体制改革缺乏其中一种推动力量，换而言之，制度惰性的产生在所难免。

文化阻碍、思想习惯等非正式规则约束加强制度惰性

上层建筑的变革可以先于经济基础的变化，也可以落后于经济基础的变化。而“上层建筑”，则包括建立在一定的经济基础之上的法律的和政治的制度、设施以及与之相适应的社会意识形式。其中，社会意识形式在变迁中并不一定与制度的变迁是同步的，而且很多时候是落后于制度变迁的。因此，马克思也说过:“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继承下来的条件下创造。一切已死的先辈们的传统，像恶魔一样纠缠着活人的头脑。”这些“先辈们的传统”，用诺斯的概念来概括就是:非正式约束(或“非正式规则”)，就是指来自于社会传递的信息，并且是我们所谓的文化传承的一部分(我们常用常规、习俗、传统或惯例等词汇来提到这些非正式约束的存在)。诺斯认为:“由于非正式约束已经成为人们习惯行为的一个组成部分，因为它们具有顽强的生存能力”。我国的政治体制改革需要有与之相适应的政治文化，然而文化传统、思想习惯这些非正式约束的影响使得制度惰性在所难免，主要体现在:第一，由我国历史上封建专制传统影响积淀的政治文化增强了我国政治体制改革中的制度惰性。我国从秦始王统一中国时起，一直实行高度中央集权，除了有过短时期的分裂和分权外，长时期都是严厉的集权统治，以此强化君主专制。另外，长期分散的小农生产与高度集权的统治形成了中国的“强国家，弱社会”的传统。这种封建主义传统一方面滋长了官僚主义和家长作风，强化了集权的政治传统，与政治体制改革的核心———放权、分权是相悖的。另一方面，在这种政治传统中，中国社会素无西方市民会议或者城市自治组织，中国黎民百姓习惯于并且相信中央高度集权能保障国家安全、防范外敌入侵，由此形成了一种习惯于相信、服从并且依赖权威的政治文化:“臣民文化”。这种政治文化使社会成员对政治、公共生活产生冷漠与畏避。而我国的政治体制改革需要有独立自主的公民意识相适应，很明显这种政治文化则造成了我国政治体制改革中的制度惰性。第二，“左”倾思想加强了制度惰性。邓小平在1987年发表的《吸取历史经验，防止错误倾向》中也曾经说过:“这八年多的经历证明，我们所做的事情是成功的，总的情况是好的，但不是说没有干扰。几十年的“左”的思想纠正过来不容易，我们主要是反“左”，“左”已经形成一种习惯势力。”那么，为什么“左”的思想而不是右的思想形成一种习惯势力呢?学者高放专门对“左”的思想根源做过专门的探讨，他认为“左”的思想之所以根深蒂固，是因为“左”的思想有其社会阶级根源、政治根源、认识论根源、思想方法根源、国际影响根源等。笔者认为，高放教授的这些观点都很有道理，从他的观点同时也可以总结出:“左”的思想之所以会根深蒂固并影响我国政治体制改革，与我国长期处于革命战争环境有关。一方面，从20年代国际共运中出现“左派”幼稚病以来，人们总认为犯“左”的错误只是革命者思想幼稚，方法不对头，革命立场还是坚定的，犯右是大方向都错了，丧失了阶级立场的，同时会把这种思想分歧扩大化为保卫马克思主义的纯洁性与保卫无产阶级的根本利益。另一方面，在革命战争中，无产阶级领导人希望早日完成革命事业，取得胜利，这就容易犯“左”的急于求成的错误，好像越“左”越革命。于是，在革命中，形成一种思维惯势:“左”比右好，宁“左”勿右。然而，“左”的思想曾经也成为过某些为了积赚政治资本，拉帮结派，博取群众的野心家的旗子，他们未必深信“左”的一套，只不过是以“左”的革命词语来掩饰自己的私欲，以达成自己的目的。、“”之流就是例子。十年的动乱，使权力更加集中，而“左”的思想的泛滥也使得过分集中的政治体制到达极端的状态。虽然自1978年以来邓小平提出“解放思想”，然而，上文也提及过，“左”的思想有其深刻的根源，这种非正式约束并不能立即转变或者根除，因此，“左”的思想和观念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我国的政治体制改革，加强了制度惰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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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析政治制度创设

论文摘要：人类无论如何都逃脱不了政治为我们编织的网络，除非你甘愿做“野兽”或“神祗”，所以创设一套完备的政治制度是参与政治生活的前提。政治制度主要包括政治价值、宪法性制度、规范性制度三个层面，其中政治价值是政治制度创设的起点，它反映了共同体成员普遍的利益诉求，是政治制度的最终目的；宪法性制度是政治制度创设的第二个层面，它是政治价值的原则性展开；规范性制度将政治价值落实在人的行动中，是政治价值得以实现的最关键、最具体的一步。

论文关键词：政治制度；政治价值；宪法性制度；规范性制度

古希腊伟大的政治学家亚里士多德指出：“人在本性上是一个政治动物。”认为人天生就要过政治生活，这是人天性上的渴望。孔子曾说：“惟孝友于兄弟，施于有政，是亦为政，奚其为政?”孔子是在告诫不愿意从政的人，“在家里孝顺父母，友爱兄弟，就是政治，就等于从政，何必一定要立于政治舞台之上呢?”这就是说人类无论如何都逃脱不了政治为我们编织的网络，除非你甘愿做“野兽”或“神祗”。所以，罗伯特·达尔说：“无论一个人是否喜欢，实际上都不能完全置身于某种政治体系之外……政治是人类生存的一个无可避免的事实。每个人都在某一时期以某种方式卷入某种政治体系。”现代政治学家阿伦特在反思法西斯主义时指出，正是人们丧失了公共生活才导致了法西斯的产生。所以她提出了为“复数的、而非单数的人”重建“公共领域”，通过“公共领域”参与政治生活。但是我们以为政治生活并不是随意就可以进行的，它应在政治制度设立之后，并在政治制度的导引下才能实现。可以这么说政治制度“发挥着双重的作用，它束缚和腐蚀人类的行为，但它们也提供了人类解放的途径。”所以创设一套完备的政治制度是参与政治生活的前提。

我们以为，政治制度创设主要包括以下三个层面：首先，政治价值是政治制度创设的起点，它反映了共同体成员普遍的利益诉求，是政治制度的最终目的，所以政治价值合理与否直接关系到政治制度的运行是否顺利，是政治制度成败的关键；其次，宪法性制度是政治制度创设的第二个层面，它是政治价值的原则性展开，它是在政治价值的指导下，将比政治价值更为具体的政治原则，通过国家根本宪法等法律体系表达出来。由于宪法的神圣和不可侵犯性，把政治价值固定在更为具体的政治制度之中，并且用强有力的威慑作用给政治价值提供了保证；最后，规范性制度是政治制度创设的第三个层面。它不仅是在宪法性制度的指导下，制定出政治生活所需的具体行动规范和秩序等，使政治制度运行起来，而且将政治价值落实在人的行动中，是政治价值得以实现的最关键一步。以下，我们将对政治制度创设的3个层面进行具体分析。

第一，政治价值。政治价值是政治制度创设的起点，政治制度是以政治价值为目标才展开的，所以政治价值选择的合理与否直接关系到人民对于政治制度的认同，也就是合法性的问题。“所谓合法性，指的是社会公众对政治制度的认同和忠诚的观念，也就是社会公众对政治制度的心服口服。”诚如马克斯·韦伯所说:“没有一种统治仅仅以价值合理性为动机，竹为其继续存在的机会，勿宁说，任何统治都企图唤赴并维持对它的合法性的信仰。”所以人们只有在基本的政治价值方面达成明确的共识，才能依止匕注行澎治制度的选择和建构。因为“价值所反映的是每个人所需求的东西，或者反映的是人们心中关于美好的衣正确事物的观念，以及人们‘应该’做什么而不是‘范要’做什么的观念。”所以，我们选择的政治价值,应该反映共同体成员的普遍利益诉求。但是如何迭择具有普遍诉求的政治价值呢?首先，我们以为不恒地域的民族由于独特的历史和文化环境形成了其狙特的政治价值偏好，也就是传统的政治价值，它对于本民族具有很强的适应性，所以政治价值选择很有必要从传统的政治价值序列中发掘出至今仍合适宜以部分，我们称之为自生的政治价值。自生的政治价伯蕴含在人们日常生活习惯、风俗传统之中，是被一什代人甄别和传承下来的，并且是在与不同的政治价伯的竞争中保存下来的在当今仍具有鲜活生命力的部分，它直接表现为人们的行为所反映的道德意识。因而在自生的政治价值指导下设立的政治制度可以说是对业已存在于共同体成员之中的行为规范的制度化，所以这样的政治制度很容易被共同体成员所接受和认可，并且在运行中很少会遇到阻力。其次，随着现代社会的飞速发展，不同民族之间的交流和融合也在加深，传统的政治价值观念会受到不小的冲击，动治价值认同会发生变化。更加适合人类自身发展区政治价值在不同民族之间逐渐达成共识，例如人权、自由等，所以还要在外来的政治价值中选择已经本土化的部分。这里所说的本土化，不是说对于外来政治价值带有地方特色的理解，而是说外来的政治价值在共同体内传播后已经得到共同体成员认同的部分。这些被大众接受的政治价值之所以能被本土化的重要原因可以说是因为它们具有普适性。

第二，宪法性制度。宪法性制度是政治制度创设的第二个层面，它是整个政治制度的基础，因为宪法性制度上承政治价值，将抽象的政治价值内化于其中;下启规范性制度，给规范性制度的展开以指导。它连接了政治价值和规范性制度，使政治制度浑然一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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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文明

【内容提要】政治文明是人类的政治创造，是由政治意识文明、政治制度文明和政治行为文明构成的有机整体。在政治文明的三维结构中，每一个部分都有体现其内在精神的可称之为灵魂的因素。具体而言，政治意识文明之魂是“有容”，政治制度文明之魂是“有衡”，政治行为文明之魂是“有序”。政治文明就是由这些因素凝结而成的人类社会政治生活的进步状态。

【摘要题】概念辨析

【关键词】政治文明/内在灵魂/有容/有衡/有序

【正文】

政治文明是人类政治生活的进步状态，是一个由政治意识文明、政治制度文明和政治行为文明构成的完整体系。[1]其中政治意识文明是政治文明的精神状态，政治制度文明是政治文明的规范要求，政治行为文明是政治文明的外在表现。在政治文明的三维结构中，每一个部分都有体现其精神实质的可视为内在灵魂的因素。正确地揭示政治文明的内在灵魂，对于研究政治文明并加强政治文明建设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一、政治意识文明之魂——“有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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