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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作为全校通识课,“中国哲学智慧”课程不能照抄照搬专业课“中国哲学史”,它在教学理念与目标、教学方式和方法上都应有自己的特色。就教学理念而言,该课程教授的是中国哲学的大智大慧,不是小聪明、厚黑学,故应以中国哲学基础知识传授与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精神和价值培养作为两大教学目标;就教学方式而言,既要有哲学教育的共性,也即重视批判性思维、论证和说理等能力的培育,又要体现中国智慧的一些基本特质,而且还要符合通识课的基本要求。
关键词:中国哲学;教学模式;通识课
1教学理念与目标
中国哲学智慧是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精华,曾在人类文化发展史上起过巨大的积极作用,而且也是现代世界解决各种危机的智慧源头。因此,首先应该确定的是中国哲学智慧,指的不是坊间有人捣鼓的权术阴谋或厚黑学,不是雕虫小技、旁门左道,而应是泱泱中华大国堂堂正正的大智大慧。具体而言,该课程的教学目标至少应包括两大层面:一是传授中国哲学基本知识,以“字”“词”的训释为基本功,以经典文本为依据,讲授中国哲学史的基本常识。近年来,社会上涌现“国学热”,一时间各种国学类培训机构和书籍不断涌现,各路所谓的“国学大师”纷纷披挂上阵,满嘴之乎者也,总体而言鱼龙混杂、良莠不齐,甚至还不时爆出谋财谋色、虐待儿童等负面新闻。这些负面现象的出现不少是因为对中国哲学经典读不懂或误读、曲解而产生的,所以弘扬优秀传统文化,开发中国哲学的大智慧必须建立在基础知识的扎实训练上,只有这样才能防止中国哲学被歪曲、误解,从而使得大学生受到正规的中国哲学训练。倘若基础知识不牢靠,遑论中国哲学的“大道”?二是“由字以通其词,由词以通其道”(戴震:《与是仲明论学书》),中国哲学基础知识的传授最终要服务于培养优秀传统文化所积淀和蕴含的哲学智慧、人文精神、终极关怀等价值理念。对优秀传统文化的思想精华曾做过一个高度概括,提出十五个思想:“关于道法自然、天人合一的思想,关于天下为公、大同世界的思想,关于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的思想,关于以民为本、安民富民乐民的思想,关于为政以德、政者正也的思想,关于‘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革故鼎新、与时俱进的思想,关于脚踏实地、实事求是的思想,关于经世致用、知行合一、躬行实践的思想,关于集思广益、博施众利、群策群力的思想,关于仁者爱人、以德立人的思想,关于以诚待人、讲信修睦的思想,关于清廉从政、勤勉奉公的思想,关于俭约自守、力戒奢华的思想,关于中和、泰和、求同存异、和而不同、和谐相处的思想,关于安不忘危,存不忘亡、治不忘乱、居安思危的思想。”[1]这些都应该纳入该课程致力培养的基本价值和思维方式,贯穿教学过程的始终。只会一味背诵基本知识、读书而不求甚解,不能领悟和践行优秀传统文化之基本价值和思维特点,这种通识教育便丢失了根本,只会培养出仅知道茴香豆的“茴”有四种写法的“书呆子”。围绕上述教学目标,课程的教学内容应该包括儒家、道家、墨家、名家、法家、兵家、《周易》、佛教与禅宗、宋明理学、阳明心学等中国哲学史上各重要学派或代表人物的哲学思想精华,以中国哲学发展的历史为“线”,以重要学派或学者的主要哲学思想为“珠”,作“串珠”式讲授,尽量避免陷入到中国哲学史上不太重要的人物和学派的细枝末节的讨论上去,做到扣重点,拉主线,阐述代表性人物和学派的核心观点、历史影响以及现代意义,以增长学生的哲学智慧,锻炼其思维能力,丰富其国学知识,提升其精神境界。
2教学方法
在具体教学过程中,应该充分考虑“中国哲学智慧”通识课的三个内在规定性:一是这属于“哲学类”课程,应培养学生具备哲学的素质和能力,例如批判性反思能力、推理与论证的能力、理性地表达和写作能力等等;二是这门课教授的是“中国的智慧”,应培养学生具备中国哲学的精神特质与价值理念,例如强调知行合一、重视德性修养、生命体悟等等;三是这属于一门“通识课”,因此与专业课不同,授课内容应尽可能通俗易懂,以激发兴趣、引导价值和文化熏陶为主要导向。基于课程的这些内在特点及其理念与目标,课程的教学方法可作如下几方面的探讨。
本文将对中央音乐学院音乐教育学院提出学校音乐教育新体系以来具有代表性的音乐文献论著进行分类梳理,将其归纳为理论思想研究、教学实践探索、教学体系的对比探析等几类,指出学校音乐教育新体系的研究丰富了学校音乐教育理论体系、拓展了学校音乐教育研究范围等学术贡献,并提出该体系在学理基础、与国家颁发的教学指导文件关联性研究、实际教学研究角度单一这3方面研究之不足,最后就学校音乐教育新体系自身发展和完善提出一些思考,试图通过研究成果之评析,为该“新体系”的丰富与完善提供理论引导。
一、“学校音乐教育新体系”概述
自1978年我国实行改革开放以来,学校音乐教育得到前所未有的重视,规范化开始逐渐成为学校音乐教育建设的特点。1981年3月国家修订并中小学教学计划,调整了音乐课时。1986年4月,我国公布(起草)了《义务教育全日制中小学、初级中学教学计划(初稿)》,在1989年11月,国家教委颁发了《全国艺术教育总体规划(1989~2000年)》。此时,中国音乐学者陆续将奥尔夫、达尔克罗兹、柯达伊等世界音乐教育教学理念与教学方法引进国内,介绍给音乐一线教学的教师与音乐教育研究者,旨在吸收这些音乐教学体系中的理念精髓,将这些音乐教育方法运用到中国学校音乐教学课堂中。2001年,我国在全国范围内展开基础教育课程改革工作,制定了《全日制义务教育音乐课程标准(实验稿)》,确立了新音乐课程理念,设计了新音乐课程目标。在2011年又颁布了《义务教育音乐课程标准(2011年版)》。但如何将这些国外音乐教学法合理地运用到中国学校音乐教育实践中、将这些国外音乐教学法“中国化”等问题成为学者们进一步研究与探讨的问题。中央音乐学院作为中国专业音乐教育的高等学府,1999年设立了音乐教育学院。该院从初建起就不断探索中国音乐教育教学体系。2009年,中央音乐学院音乐教育学院高建进教授提出以奥尔夫、柯达伊及达尔克罗兹教学法3种音乐教学法综合化的“学校音乐教育新体系”。该体系是针对目前我国国情、学情等方面,结合上述3种教育体系中的教学方式与理念,与我国民族音乐教学内容相结合的新的音乐教育体系。自2011年起,中央音乐学院组织开展一年两次的“中央音乐学院音乐教育新体系全国音乐骨干教师培训”。时至今日,该培训共开展了19期教育培训课程,对“学校音乐教育新体系”的推广与传播具有推波助澜的作用,在一定的范围内掀起了“学校音乐教育新体系”的实践热潮,关于该体系的学理研究也进入音乐教育研究者的学术视野,相关学术论文层出不穷。笔者研读相关文献,将其进行逻辑归类,并从中发现存在的问题,这些问题既有“新体系”自身的问题,也有研究成果显现不足的问题,进而引发读者的新思考。
二、文献综述
根据中国知网词条的文献数据,笔者将其研究内容分为以下几类:
(一)理论思想研究
摘要:在后工业“生态文明”新时代,生态学思想广泛渗透到艺术教育研究的各个领域,艺术教育的生态化、多元化发展成为国内外艺术教育研究者共同关注的话题。本研究收集原始样本文献161篇,经生态艺术教育相关性筛选得到正式样本53篇,依据Tesch的八步分析模型,对样本文献进行系统回顾。通过挖掘生态学、美学及哲学理论背景,文章运用中西比照的研究方式,对全球生态艺术教育研究的学理基础、价值及生态化指征进行系统阐发,为其理念更替及意义增殖提供理论依据。
关键词:全球视野;生态艺术教育;生态美学;系统综述
自1972年JosephW.Meeker的论文《生态美学注解(NotesTowardanEcologicalAesthetic)》发表以来,生态美学的时代悄然而至。学者们期望通过发展由生态意识支配的审美活动,建立全社会范围内的“生态自觉”,从而实现大众审美的生态观念更替。[1]20世纪末,“生态艺术教育(EcologicalArtEducation)”被界定为一种生态意识主导人类艺术活动与体验的教育,受到国内外教育界的广泛关注。21世纪初,以滕守尧为代表的中国学者将生态关系融入艺术教育,试图超越并取代学科独立、技术导向的传统艺术教育。2020年,曾繁仁先生提出:“在后工业‘生态文明’新时代,美育的生态转型乃时代发展之必然趋势”。[2]2017年1月,美国教育部支持印发的“艺术引领学生走向成功之路:2020年推进艺术教育行动纲领”提出要注重艺术教学环境的营造,推进优质均衡的生态艺术教育发展。2020年10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及国务院办公厅发布《关于全面加强和改进新时代学校美育工作的意见》,计划于2035年建立全覆盖、多样化,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化生态学校美育体系。在全球生态艺术教育共同发展的背景下,本研究采用系统综述法(systematicreview)探究生态艺术教育理论,以期构建全方面、多层次的生态艺术教育框架。
一、样本文献筛选
本研究所有样本文献来源于科学网核心,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及北大核心,以科学网及中国知网为主要搜索引擎。研究选取“生态+艺术教育”“ecologicalarteducationORecoarteducation”①等作为高级检索主题(SU/TS),并通过限制文献类型和研究方向,甄别该领域代表性研究文献;本研究没有指定时间范围(数据库包含1994年至2021年的文章),检索操作截止时间为2022年1月9日。首次检索获得文献记录161篇。在通读样本文献的标题及摘要后,进行初步相关性筛选,并从中获得生态艺术教育相关文献106篇,作为初始研究样本。通过初始样本文献分析,研究制定了一组文献筛选标准(见表1),以判断样本是否符合研究内容与目的。经过进一步筛选,最终获得53篇文献记录作为正式研究样本。依据特希(Tesch)的八步分析模型②,研究提炼每篇文章的观点和结论,并对文章进行编码和分类统计[3]。最终从学理基础、价值探讨、生态化指征三个方面,对全球生态艺术教育进行系统回顾。
二、生态艺术教育学理基础
【内容提要】本文从一个较为宽泛的角度出发,简要考察了世界及中国大学理念的发展历程,并对目前高教理论界对大学理念的探讨作了归纳与总结。最后,作者提出研究大学理念应该把握全球的视野、发展的视野、多元的视野。
【摘要题】高教史研究
【关键词】大学/大学理念/高等教育理念
理念,人们在使用这个概念时往往具有不同的指称。但分析起来,通常是在两个层面上加以使用。其一,是把理念看作观念。它既包括认识、思想、价值观、信念、意识、理念、理想等抽象的内容,又涵盖诸如目的、宗旨、原则、追求等较为具体的内容,所以理念既是一种哲学观点、思想观念,又是一种理想追求、行动准则。其二,把理念看作是一种系统的理性认识和信念,是一种反映教育发展的本质特征和规律的观念,因而它不是作为普遍的或一般的观念,而是更多地表现为康德的“纯粹理性”概念中的涵义,更具有理性色彩,更加系统化。在此,我们取第一种对理念的解释,持相对宽泛的理念涵义,把大学精神、大学追求、大学理想等概念作为理念的代名词看待,纳入理念范畴加以讨论。
一、西方大学理念的发展历程
被称为人类文化史上的“智慧的花朵”的中世纪大学,在其诞生之时只是一个行会组织或学术团体。据有关史料,1200年的牛津学生文件证明,他们自称“牛津教师和学生大学”,这表明大学实际上是教师和学生的团体。这种行会组织在当时主要是满足志趣相投的学者们追求知识的需要,期望通过这一组织寻求对其所作所为的保护。现在,已无史料表明中世纪大学的创建与发展是在什么理念的指导下进行的,但大学在它创办伊始就表现出了自治性、国际性、综合性等特点。大学的自治性,表现为当时的大学在政府与教会之间取得了一定的自治权,学者们自由教授,自由地发表言论,自己管理大学事务;大学的国际性,是指教师和学生随意云游,教师可以随学生的变动移至另一城市,大学聚集着来自世界各地的学者,由于宗教和语言的统一,这种对知识的探求是没有国界的。[1]大学的综合性,体现在中世纪大学的教学内容的多学科上,学生只有学完了文法、修辞、辩证法、算术、几何、天文和音乐“七艺”并获得文科硕士学位以后,才有资格进入神学、医学、法学学科学习。[2]
一、艺术文化的转型
20世纪是中国历史突变的时代。引起这场突变的因素有来自西方的冲激,也有来自传统自身的裂变。这种变化是如此广泛,以至于它包括社会生活的一切方面;这种变化又是如此深刻,以至于它直指人们的心灵深处。中国古典艺术的终结和近代艺术萌发的新旧交替和转型就是这种变化在艺术领域的表现。
中国古代的社会文化与教育是以诗书礼乐作根基,“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是孔子的文化理想。西洋文艺自希腊以来所富有的“悲剧精神”,在中国艺术里没有得到充分的发挥,且往往被拒绝和闪躲。人性中那些只有通过剧烈的内心矛盾才能发掘出的深度,往往被浓挚的和谐愿望所淹没。在中国文化里,从最低层的物质器皿,穿过礼乐生活,直达天地境界,是一片混然无间,灵肉不二的大和谐,大节奏。(宗白华《艺术与中国社会》,见全集第二卷)中国当代有的美学家还不厌其烦、一论再论“美是和谐”的观点,可见温柔敦厚,和谐圆满作为中国古典艺术的审美追求,已经得到了普遍的认肯。古典和谐美作为古代艺术的理想,它要求把构成艺术的多种元素如再现与表现,主观与客观,理想与现实,情感与理智,时间与空间等处理和组织为一个平衡、和谐、稳定、有序的统一体。古代艺术的实践实际上也基本上是用这种理想来规范和陶铸的。
中国古典艺术发展到明清时代已进入到一个平淡而多彩的以表现世俗和人情为核心的广阔世界。小说和戏曲成为这个时代文艺的代表。明代资产阶级因素的萌芽和发展,使得下层的市民文艺和上层的浪漫思潮得以蓬勃展开,袁中朗、汤显祖、冯梦龙、吴承恩、李贽等风靡一时并连成一气。不料满族入主中原,强制推行保守的文化政策,“与明代那种突破传统的解放潮流相反,清代盛极一时的是全盘的复古主义、禁欲主义、伪古典主义。从文体到内容,从题材到主题,都如此。”(李泽厚《美的历程·十》)于是浪漫变成了伤感,对朴实而充满朝气的市井生活的描绘变成了对种种金玉其外败絮其中的腐朽的社会现实的批判揭露。到晚清,伤感愈深甚至悲鸣,激愤愈烈甚至革命。所唱是《爱国歌》(康有为的一篇长诗),所见是《革命军》(邹容),所闻是《盛世危言》(郑观应)、是《警世钟》(陈天华)……古典主义的和谐完全被历史的巨轮所辗碎。石门锁不住,黄河入海流。近代的帷幕艰难地升起,诗界革命、小说界革命、美术革命、还有文界革命、戏剧改良,一时间舞者如潮。
如同中国近代文化的变革有一个从器物到制度、心理逐渐深化的过程一样,近代艺术演变也有一个从内容到形式,合中西成新体的渐进过程。比如,诗界革命就未能突破旧风格,而是“以旧风格含新意境”,小说界革命也存在“新小说之意境”与“旧小说之体裁”的矛盾,而美术革命也意识到要改良中国画,不能只限于模仿一点西洋画的技法,而必须采用洋画的写实精神。还有古文的衰微与新文体的诞生更是如此。如梁启超则以文章革新家的气度与胆识,在从古体文中解放出来的同时,又无所顾忌地博采一切于己有用的古文、史传文、辞赋、骈文、佛典、语录、八股文、西学译文、日本文字句法,打破古今中外各种文体的界限,不名一家而自成一体,即所谓“新文体”。新文体的特点,梁启超在《清代学术概论》中有这样的归纳说明:“平易畅达,时杂以俚语、韵语及外国语法,纵笔所至不检束。”“其文条理明晰,笔锋常带情感。”这里除提及“外国语法”一点之外,其余都与中国文化紧密相联。特别是他能在晓之以理的同时,又动之以情,且两方面都极度扩展,并行不悖,更是发扬了情理并重、一体圆融的古典艺术精神。因此对于读者,别有一种魔力。可以说近代艺术是在西方文化的刺激下中国古典主义艺术的内在发展。
中国古典主义艺术文化模式是建立在中国古代文化的基础上,中国古代文化是一种伦理本位,理性早熟的农业文化,自强不息、厚德载物是其基本精神。在此基础上形成了以温柔敦厚、和谐圆满为审美理想的古典主义艺术文化模式。“有进步则有过渡”,中国艺术文化的发展进入到了这一过渡时代,在这个时代,新的艺术文化模式在酝酿,形成之中。一种新的艺术文化模式的形成,是多种因素的聚合。首先,它不能是无根的,它应该是传统的新发展。其次,它又面临着西方艺术文化的挑战,无论是主动还是被动,都必须作出回应,最后,它整合各方面因素,形成一种审美价值观,并树立一种典范,形成主流。由典范的传承、审美心理的积淀,就形成了一种具有相对独立性的艺术文化传统,凝结成一种新的艺术文化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