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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我国高等教育改革的深入,大学人文教育逐渐引起了社会各界(尤其是文化教育界和学术界)的关注。大部分高校为本科生开设了"大学语文"、"文学鉴赏"、"艺术欣赏"等课程,一些理工科大学提出了加强人文教育的计划,有些还迅速采取了措施强化人文师资的配置。但从各大媒体的宣传与多数高校的现状来看,大学人文教育尚未引起人们的足够关注,许多认识和提倡还停留在较低的理论层次。有人甚至将大学人文教育仅仅看成是对中小学语文教育缺陷的补偿,将大学人文教育这一重大理论问题变为一个技术化的命题。一方面对科技是第一生产力表现出浅薄的崇拜和赞美,另一方面对支撑于科学研究背后的科学真理精神表现出相当的隔膜和冷漠;一方面大声疾呼要重视素质教育,另一方面却在教育管理方式和考试方式上依然保留着太多的教条和"规范"。总之,无论从教育理念、教学管理还是教学时间上来看,大学人文教育的处境虽然都有所改观,但从深层上看还相当尴尬和无奈。正是基于这种认识,本文试图对大学人文教育的学科属性、学科特征和教学创新等问题进行进一步的探讨,以尽抛砖引玉之力。
一人文教育的学科特征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高等教育获得了飞速发展,目前已赶上了千载难逢的发展机遇,但愈是如此,高等教育所面临的许多深层问题表现得更加明显。大学人文教育就是其中最值得探讨的问题之一,要想深化高考改革,提高教育质量,这一问题必须引起我们的高度关注。中国大学人文教育曾出现过的虚空和偏差,不应该只归咎于学校教育或某些人,还与我们常期缺乏对人文学科进行理论探讨和合理规划有密切关系。长期以来,对于马克思主义、思想的教条式理解和极"左"应用,都曾将人文学科简单化地定位成社会政治的直接表现,使人文教育的深层空间曾受到极度的扭曲和压抑,这种痛苦历史所留下的"后遗症"直到今天还会隐隐作痛。要想从深层上医治人文教育的创伤,需要我们对现代大学教育史和现代学科发展史的历史回顾。
二十世纪末以来,反省学科的历史构成已经成为世界性潮流,以著名学者华勒斯坦(I.Wallerstein)为首的一群科学家和社会科学家提出"开放社会科学:重建社会科学"的口号。他们认为,学科并不是我们今日所见到的静态知识分类,而是一种历史化的产物,是以一定的措辞建构起来的。当前在社会科学领域占主导地位的现代学科体系(如历史、政治、经济、社会、人类学等互相分割的学科),实际起因于17、18世纪的自然科学分化。1在当代学者看来,以自然科学为样板对社会科学的划分实际上暗含着有利于掌权者或获利者的理论前提和意识形态,比如科学主义、欧洲中心主义、父权主义和国家中心主义等等。
随着科学让渡为非人化的利润的手段,从十九世纪起人文学科(如哲学、文学等)与科学出现了严重分裂,形成了从孔德到斯金纳将人文学科自然科学化的潮流。"人文学科"这一名称本身就是被科学所界定的,是20世纪对那些被排拒在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之外的学科的简便总称。现代哲学是由科学形成时清除出来的东西界定的,其他现代人文学科则首先以古典语文学的形式出现,其后衍生出历史、现代语言甚至艺术。2这意味着,自人类开始反思自然科学和工具理性的局限性开始,大多数哲学家和教育家已经认识到,不能用简单的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二分法来对知识进行范围分割,因为还存在一门无法用"科学"方法囊括的学科(Discipline,注意:不是科学!):即人文学科。它之所以不是"科学",在于不能以科学(包括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原则和条律去局限它,在于它更多关注情感与信仰、意志与修养问题,在于它并不局限于任何一门具体的学科内部。
对于文学艺术、哲学、宗教和伦理学等学科来说,许多思想只能通过个体的情感体悟或道德实践才能被理解和传达;文学从不需要一种绝对正确的解释,而需要各个时代、各个国度的各位身份不同的读者进行深入地体味、思考、交流和对话。人文学科无法将人当作一个客观的冷冰冰的科学的研究对象,不允许对人进行化学分子构成式的剖析和研究,而只有通过与人的内心需求进行直接的沟通,才能促进人性的全面健康发展。从这一意义上来说,人文教育和人文学科的最高理想和使命在于它能促进人际之间对精神价值的相互理解和开放。因此,人文学科中的每一种说法和理论只能提供一种理解人类精神的视界而已,决不应该成为统辖和束缚其它思想的唯一绝对正确的话语霸权。孔子和苏格拉底式的教育方式之所以至今具有不朽的魅力,就在于他们的教育过程本身就充满对话性的人文精神:让学生们自己在老师所提供的各种思想中、依据自己对人生、对人性的理解去做认真的、与自己血肉相关的抉择。
本文作者:冯惠玲作者单位:湖北民族学院
审美教育对于大学生人文精神塑造的重要价值
塑造大学生的人文精神,当然需要社会、学校、家庭、个人等多层面的有效联动,本文拟从大学语文教学与审美教育的角度来探究更切实有效的路径。关于美育对于人的精神生活的重要性,自从18世纪末席勒首次明确提出并论述美育问题以来,我国学者诸如蔡元培、朱光潜、叶朗等先觉者对此已有深刻、独到的见解。鉴于审美与人生的关系在当下社会生活中仍未得到足够广泛的认同以及实践的事实,我们认为很有强调审美教育的必要性,尤其是针对将要担负起“引领社会文化”责任的青年大学生而言。“美育属于人文教育,它的目标是发展完满的人性。”[4]叶朗先生的真知灼见对于我们把握美育的实质可谓启迪至深。人为什么需要审美活动?美学理论揭示,它其实根源于人的本性。席勒曾在《审美教育书简》中说:“只有当人充分是人的时候,他才游戏;只有当人游戏的时候,他才完全是人。”[5]在这里,“游戏”自当就是对于人处在“自由心境”中的一种审美状态的描述。我们每个人在凡俗人生中当然要满足物质层面的需求,但不可否认的是,人一定还要满足精神的需求,即成全“人性的完满性”,否则,人就不是真正意义上的人,这就是人的本性。我们的教育内容丰富多样,有促进认知的教育,有促进道德的教育,有促进健康的教育,还有旨在促进鉴赏力和美的教育。在席勒看来,这最后一种教育是一切馈赠中最高贵的礼物,因为它是要“培养我们感性和精神力量的整体达到尽可能和谐”,这是“人性的馈赠”[6]。由此出发,我们就可以理解为什么审美的趣味能够给社会带来真正的和谐,因为它把社会和谐自然而然地建立在每个人心中。这或许有些偏狭,但我们社会生活中的种种不和谐的人与事,也许与我们对美的认识不够有关。美育属于人文教育,而从历史上看,美与真、善一样属于哲学的永恒课题。美学与其他人文学科一道,研究的是人的生活世界,是人的意义世界和价值世界。这种学科属性赋予美学以独特的哲学品格。借鉴西方哲学家的论述,“哲学”的词源学语义所揭示的主旨为“对智慧的爱”[7]。“人应当怎样生活”被认为是哲学的首要问题。我们在“终有一死”的前提下生活,而平庸不断威胁着人的日常生活,所以一切伟大的哲学思想都在尽力探究何为此生真正的价值所在。如哲学家苏格拉底自称像一只虻子,整天到处叮人,用自己所有的时间来唤醒、劝导、指责每一个同胞,他要使人们觉醒。一个人首要的、第一位的关注不是自己的身体或职业,而是追求“灵魂的最高幸福”。苏格拉底宁愿被控“有罪”而受审并被判死刑,也绝不放弃探讨哲学———“什么是真正的好生活?”这是一切在内心“需要感到他自己存在于世界”的人们必须正视的问题,尤其是在现今“天下熙熙”、“天下攘攘”的消费社会氛围里,人不静下心来思考这个命题,是不会获得真正的幸福的。我们在关于大学生人文精神的调查中发现,有高达80%的学生认为人确实需要某种目标、意义才能活下去,89%的学生认为现阶段探究“人应当怎样生活”的问题很重要。这给我们教育者以警醒:不是要不要加强美育的问题,而是必须更多地研究美育,更好地实践美育。王阳明曾说:“如草木之始萌芽,舒畅之则条达,摧挠之则衰痿。”[8]青年学生自由活泼,蓬勃向上,审美教育利用学生喜闻乐见的形式来熏染、引导,定能使学生的心灵不同程度地超越日常生活的凡庸、有限,而达于生命的丰美、无限。
大学语文教学:美育教育的有效路径
在实践美育的过程中,通过大学语文教学来生动形象、深入浅出地渗透美育,已经得到专家、学者的高度认可。有研究者从大学语文的课程定位出发,探究了美育实践的具体方法,诸如通过教材名篇的审美情感分析、开辟第二课堂、注重对学生进行形象的美育等途径,培养学生健康的人格,陶冶学生的审美情趣,丰富学生的审美实践,此类研究对于我们实践审美教育意义重大。众所周知,课堂教学是一门艺术,要求教师的教与学生的学融为一体,但作为课堂教学的主要组织者、实施者,教师本身的素养将直接决定教学活动的质量效果。如美国著名高校的校长们认为,大学教育的成功与否取决于教师的良莠,以至于在哈佛大学,专门从事学术研究的人员,只有写出质量很高的论文并在学术界崭露头角之后,才有资格上课,成为教学人员[9]。事实正是如此,没有创新意识与创新能力的人,怎么可能引导、培养出创新型的人才?因此,作为大学人文教育者,大学语文教师应当高度自觉地意识到自身担负的重大使命,以自身卓越的人文学养、审美素养引领青年学生“精神成人”。结合关于大学生人文精神的调查,我们更清楚地认识到教师肩负的使命。一名学生在访谈中说:“不明白为什么这么多人不去追求进步。身边越来越多的人在谈论着物质与现实。”这位学生的迷惘、孤独及其内心正在挣扎的信念,正是我们人文教育者必须更加明确自身使命、投身美育人文实践的根本缘由———我们有责任去呵护青年学子由于当下社会环境的裹挟正愈益脆弱的人生信念!让人欣慰的是,调查显示,有高达84%的学生最希望通过大学语文学习收获人生智慧、人文素养,69%的学生认为大学语文课堂适宜探讨人生意义诸问题。大学语文教师明确了学生内心的期待,理当高度自觉地通过不断探究、改革大学语文教学,实践审美教育,促进大学生“精神成人”。笔者与所在学院的大学语文教师正在围绕旨在对学生进行人文熏陶的审美教育做着热情、努力地尝试。我们充分利用大学语文教材所选篇章本身具有的审美特质,通过创设情景、课堂讨论、话剧演出、博客交流、自编文集等方式,加强对学生人文精神的濡染。如我们学院的一位青年教师,怀揣深深的人文情怀,高度自觉地实践着美育的理想。在探究“思想、真理”这个单元主题时,结合所选篇章《苏格拉底最后的申辩》,进行了大胆而精彩的教学革新。该文节选自柏拉图的《申辩篇》,如果按照传统教学范式,向学生系统地讲解苏格拉底所开创的哲学及其深刻意义,未必能真正唤起学生对哲学家以及哲学的感知。这位教师为了切实让学生对苏格拉底所代表的人类精神有真切的感受、体验,经过不断摸索,最终采用教师讲授与学生参与式体验相结合的方法来引领学生探讨,即激励学生认真研读原典作品,反复揣摩作品承载的思想、精神,然后小组成员一起合作,将作品改编成剧本,精心排练,在班级正式演出。事实证明,无论是作为演员的直接参与者还是作为观众的间接参与者,都在有意无意之间被一种神圣的氛围感染了,一名学生回忆当时情景说,“我们完全沉浸在苏格拉底的世界里,开始学着用哲学的方式去思考”。由老师引领施行的这种美育人文实践,得到了学生的真诚认可。有学生在《大学语文阅读》课程学结中盛赞:“它使我理解了什么是艺术人生,什么才让我们的生活更有意义,……在这个物欲横流的社会,怎样才能达到高度的精神追求。”当大学语文教师怀抱人文理想,锐意进取,大胆摸索,以切实的审美教育,真诚呼应青年大学生心灵渴求的时候,他(她)的事业并不显赫,但将光茫永存!“大学语文只有改革才能赢得尊重”[10]!大学语文教师在继续努力提升学生的口头、书面表达能力的同时,理当更加自觉地实践美育,提升学生的人文素质和审美能力。今天的大学生,有朝一日,将自己在大学里所学的东西几乎都忘记了,却还有一种东西让他们永远得到慰藉———那就是关于生活意义、生活价值的一种美的判断力、鉴赏力。
摘要:回归人文是当代医学的迫切课题。克服当代医学人性冷漠的缺陷,从根本上说,必须实现生物医学模式到生物-心理-社会医学模式的转变,变革现行的医疗思想,同时为医学与人文的结合提供对话与交流的平台,提高医师的人文素养与人文执业能力。2009年4月25日至26日,由医学与哲学杂志社与广州医学院医学人文学院共同发起,于广州召开了一次由全国7个省市40多名人文学者与临床专家参加的研讨会,探索如何促进医学专业与医学人文的结合。以下是此次会议一些专家的发言和我们的思考。
1回归人文是当代医学面临的迫切课题
近半个多世纪以来,现代医学由于遵循生物医学发展模式,其人文性的日益淡薄一直受到社会公众的批评。无论是就现代医学的诊疗思想、许多诊疗技术的实际运用,或是从保健政策的宏观决策与医院管理的某些举措,还是从眼前持续紧张的医患关系来看,强化医疗保健服务的人文性,不仅是广大患病人群和全社会对医学的期求,也是广大医学专家和人文学者共同关注的课题。医学如何回归人文,医疗保健服务如何增强对病人的关爱,如何使医学成为一门充满人性的医学,要从多方面着手,有多方面的工作要做。它涉及卫生保健政策对保健服务的可及性和公平等问题的正确处理;涉及医院管理各个环节如何体现对病人关爱,革除那些在病人与医院、病人与医生之间破坏和谐关系的种种陈规旧制;当然也涉及医生们在医疗服务工作中,如何强化对病人生命与健康负责的职业良心和尽心尽力的努力。但更为重要的方面,或者说一个不可忽视的基本方面,是如何改变生物医学自身对人、对生命尊严的冷漠,是如何改变“现代医学本身改变着运用医学的医生的人格,不断夺去医生对生命的尊严观”[1]97的特质。因此,探索医学如何回归人文,如何改变现代医学某种对人性冷漠的属性,恢复医学以往那种闪耀人性的光辉,促进医学人文与医学专业的结合,既是医学专家的追求,也是医学人文学者的期盼。从人文学者的角度看,所有一切医学人文学的努力,其中包括加强和改善医学人文学的教学,开展有关医学人文课题的研究,组织医学人文学术交流,其最终指向仍是促进医学科学与医学人文的结合,促进医学科学的人性化。所有一切医学人文活动的最终落脚点,仍是医学专业实践,并且也只能是医学专业实践。这就是说,医学人文的教学成果,医学人文研究的价值取向,医学生人文素质的提高,最终仍是只能通过医学专业的人性化,通过医生们人性化的诊疗服务,才能给病人带来福祉;医学人文学并不直接为病人提供人性化的服务,人性化的医疗服务是通过医生们的诊疗实践实现的。因此,医学人文学者不能满足于几门人文课程的开设,不能将医学人文停留在学术层面和讲稿层面,虽然搞好人文教学和研究也是非常必要的。促进医学科学与医学人文的结合,也是医学人文学者不可推卸的责任。
2当代医学人性冷漠的根源
促进医学与人文的结合,首先要弄清楚医学与人文分离的症结。本来是充满人性的医学,为何在其获得科学意义的存在以后,反而总是遭到缺乏人性的批评呢?这要从现代医学的渊源与结构说起。众所周知,现代医学为了摆脱古代医学的抽象性与模糊性的缺陷,为了突破宗教神学设置的禁锢。在14世纪~15世纪整个科学革命思潮的影响下,接受了培根、笛卡尔等哲学家的实验科学方法并受到心身二元论的影响,在维萨里、哈维、魏尔啸、科赫等一大批医学家的努力下,撇开与人体密不可分的心理、社会、环境的关系,将人体及其组织作为一种纯粹客体的物质加以研究,并且因此获得了空前的进步,涌现了无数的发明和发现,为人类战胜疾病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在这种哲学影响下形成的生物医学模式及特异性病因说的医学思想,认为任何疾病必然表现为局部的器质性病变,都有特异性的病因引起,因而也必然有特异的方法来治疗,整个医学近几百年的努力,可以归结为寻找特异性的病因与特异的治疗方法。正是在这种医学思想的指导下,人体组织与人的整体、病与人、心与身发生了分离,并形成了重疾病、轻病人,重治疗、轻照料,重实验证据、轻病人体验,重器质的恢复、轻心理调节与支持,重技术处置、轻伦理社会思量等一系列诊疗规则,而其后果当然是对人、对人的心理与情感的忽视以及对病人关爱自然而然地消失了。正如汤比因与池田大作所指出的那样:“在现代科学中,医学部门也和其它部门一样,获得业绩的关键是选择、定量化、机械化和非人格化。”[1]94“现代医学是建立在笛卡尔以来的科学思维方法上的,科学给医学以究明疾病的有效手段,因此,现代医学获得了长足的进步。但是另一方面,科学包含着这样的性质,即对一切事物都客观地审视,摒弃感情,用理性的手术刀解剖。因此,用科学的眼光看自然界时,自然就成为与自己割裂的客观存在。同样,当科学之光照在人的生命上时,人的生命自身就成了与医生的精神交流断绝的客体。这当然就引起了人类生命的物质化。”[1]96这就是现代医学人性冷漠的病根。今日我们探求医学与人文的结合,期盼恢复医学的人性,须从纠正此种医学思想着手。人们在对现代医学人性冷漠提出种种批评时,常将目光指向医生,指向医院及相关的管理机关,指向推行保健服务市场化的政策和措施。的确,部分医务人员对病人不负责或不够负责的言行,一些医院的不当管理措施及不当管理,使人性化的医学蒙上了阴影,在人性化的医学上增加了灰尘。而本属于公共产品的保健服务市场化,更是雪上加霜,把本来在原质上就存在人性缺失的生物医学的弱点推向了极端,新闻界论文格式报道的因无钱支付费用发生的见死不救的惨景,极个别的医院半夜将付不起医疗费的病人抛在荒郊野岭的事例,理所当然地引起人们对医疗部门的公愤与不平。但是,医学人性淡漠的根本不在这些方面,医学人性淡漠的根本不是医生,不是医院,甚至还可以说不是医疗服务的市场化,而是医学自身,是现代医学的生物医学模式,是它的一系列的诊疗思想与理念。
3从根本上转变医疗思想
【摘要】大学既需要实施教育,也需要进行人文教育。而人文教育写作论文居基础性地位,起导向作用。我们只有坚持人文与科学的统一,以人文作科学的导向,大学才有灵魂和生命,才能全面进步和。
【关键词】大学人文教育科学教育导向
一般认为,现代大学既需要人文教育,也需要科学教育。但对于它们在大学教育中的相互关系如何定位,地位孰重孰轻,仍存在不同的看法甚至严重的分歧。笔者以为,现代大学教育既需要实施科学教育,也需要进行人文教育,人文教育居基础性地位,人文教育是科学教育的导向。坚持人文与科学的统一,用人文引导科学,使科学为造福人类服务,实现真善美的统一。文章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来谈:
一、大学理念的基本内涵
大学是一种学术机构,其所从事的活动通常受一种观念或精神的推动,这种观念和精神就是大学的理念(idea),它涉及大学的性质与追求。大学之所以是大学,不是行政机关,不是一般的职业培训机构,就是因为它有自身的追求和理想。
大学探求高深知识,追求真理,它不仅保存和传递人类千百年来所创造的知识,更生机勃勃地创造新知识,以此培养高级人才,服务社会,延续和扩展人类的文化命脉,促进人类不断进步,这就是大学的根本任务;反过来说,大学也只有保存和传递人类千百年来积累的高深的文化知识,并用以教育年轻人,才能培养社会所需要的高级人才,才能延续人类文明的命脉。这种高级人才又与人类的文明命脉相连,因为他们要有强烈的人文关怀,要关怀人类的生存状态,要关怀人类的进步,最终指向大学教育的最高目的——人文教化。大学不仅是现代科学的发源地,更是社会道义的策源地和人类的精神殿堂。
中国首先出现的是比较哲学,在比较哲学的预设中才产生了中国哲学。历史上出现的第一批以哲学的眼光审视中西方哲学的中国人,都是具有深厚的传统文化根基的知识分子。这一时期,输入西方文化的意义在于引进一股新鲜的思想空气,为中国的思想注入新的活力。正因如此,这些西学的译介者的主要任务,就在于用一种中国人可以轻而易举地接受的语言把西方文化的观点表示出来。所以在介绍西方思想的时候,中国学人就往往用中国人惯用的词语,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专业术语去翻译、解释西方思想。
严复就是用中国人的观点看西方、学习西方的典型。严复的一系列在中国知识界引起地震般的震动的译著,都不是严格意义上的翻译,而是亦译亦著,在翻译中注入自己的思想、见解。从解释方法上看,严复常常是在中国文化的背景中去理解西方文化思想。例如《天演论》的序言就说:“及观西人名学,则见于格物致知之事。有内籀之术焉,有外籀之术焉。……乃推卷而起曰,有是哉,是固吾《易》、《春秋》之学也。迁所谓本隐之显者外籀也,所谓推见至隐者内籀也。”⑵这里严复就是用中国学人所熟悉的“格物致知”这样的名词,《易》、《春秋》这样的典籍去比附《天演论》。
梁启超在二十世纪初的几年发表了几篇介绍西方哲学思想的文章,把卢梭、培根、笛卡尔、康德、边沁等人的思想介绍给中国学界。梁启超对这些外国思想的介绍,基本上接承了严复的解释方法,就是站在中国文化的立场上看待西方哲学思想,尽可能用中国思想的术语去解释西方哲学内容,用中国思想家去附会西方的哲人,以此使熟悉中国文化的人们可以通过这种比较大致认识西方哲人和西方思想。
说到培根的时候,梁启超这样解释:
“综论倍根(今译“培根”——引者)穷理之方法,不外两途:一曰物观。以格物为一切智慧之根源,凡对于天然自然界至寻常粗浅之事物,无一可以忽略。二曰心观。……朱子之释《大学》也,谓必使读者即凡天下之物,莫不因其已知之理而益穷之,以求致于其极,至于用力之久,而一旦豁然贯通焉,则众物之表里精粗无不到,而吾心之全体大用无不明矣。其论精透圆满,不让倍根。但朱子虽然略言其理,然倍根乃能详言其法。倍根自言之而自实行之,朱子则虽言之,而其所下功夫,仍是心性空谈,倚虚而不征诸实。此所以格致新学不兴于中国而兴于欧西也。”⑶
在梁启超笔下,培根的“新工具”居然成为朱熹“格物致知”之法的深化和实化。梁启超用“穷理”解释培根方法,因为“穷理”这个词及其内涵自朱熹注《四书》被元朝定为科举考试的唯一参考书,便已经在中国知识人之中被广泛认识。以“穷理”释培根,中国读者无疑能够迅速在头脑中浮现二程朱熹的格物穷理学说,并以此去理解培根。梁启超用“穷理”解释培根方法论的更深刻的原因缘于比较哲学中的语言问题。语言是理解思想的最重要的工具,中外的语言差异导致翻译中一旦语言发生偏差,就会面目全非。梁启超立足于中国文化,在他的知识视野(包括他所掌握的词语,以及词语背后的思想)里,实在找不出什么词语比中国文化的核心词汇之一的“穷理”更能够阐释培根的思想,也就是说,培根的这种被梁启超称为“穷理”的思想,在中国固有思想中找不出完全相对应的思想,因此也找不出完全相对应的词语,在无法准确恰当地表述的时候,梁启超只能用附会的办法,也就是用中国文化大系中的“穷理”这个词去附会培根的那种意思。在比较哲学中,几乎一切思想移植的偏差和失误都来自词汇移植的错误。梁启超用“穷理”介绍培根思想,中国读者在阅读梁启超的文章的时候,他们看到“穷理”、“格物”这样的词汇,脑海里浮现的就是宋明理学的那一套知识论,紧跟着的是整个理学的基本框架,而这恰恰无法准确地理解培根的学说。人们在梁启超的语义环境中认识的培根,已经和真正的培根相差甚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