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学生活论文范文精选

一、英语毕业论文写作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根据我国2000年出台的《高等学校英语专业教学大纲》（以下简称《教学大纲》）的规定，高等学校英语专业的本科生应该用英语撰写三千至五千个单词的毕业论文，不仅“要求文字通顺、思路清晰、内容充实”，而且要有“独立见解和创新意识”。毕业论文本应该是检验学生学业成绩的标尺，更是学生展示其学术能力、表达思想的平台。但是，对于教师来说，指导学生的毕业论文日益成为挑战性很强的工作，因为毕业论文问题重重，集中暴露了学生学习的弱点，也反映了教学和管理方面的薄弱。

首先，学生的毕业论文中频繁出现语法错误。究其原因，很多高校教师没有把语法讲解作为讲课重点，或者即使教师强调了语法，学生也没有充分重视。第二，学生论文中逻辑混乱，常常出现循环论证、自相矛盾等逻辑错误。条理不清，论据不足。第三，论文缺少批判性。学生往往擅长介绍某个学派或者学者的观点，却并没有提出自己对于研究对象的评价；即使有所评价，也大多是赞誉，不进行理性的审视和批判。第四，学生所写的论文题目大多是老生常谈，新意匮乏；内容陈旧，行文刻板。可见，有些毕业论文没有达到《教学大纲》规定的提出“独立见解和创新意识”的要求。存在以上问题的原因很多。从主观上讲，有的学生对于毕业论文的写作重视不够，写作态度不认真。从客观上讲，课程设置亟待改进。虽然《教学大纲》规定“我们要有意识地将思维能力和创新能力的培养有机地融合在英语专业技能、英语专业知识和相关知识课程的教学中”，但是，高校几乎没有专门培养学生思维能力的课程。例如，高校的英语专业并不开设逻辑课程，也不开设数学、几何等自然科学方面的课程，更没有其他训练思维的课程，这是造成文科学生的逻辑思维不发达的重要原因。《教学大纲》明确建议开设英语国家概况、英国社会与文化、美国社会与文化、西方文化入门、希腊和罗马神话、《圣经》、西方文明史等课程，但是，实际上很多高校的英语专业并没有全面开设这些课程；即使开设了其中的一些课程，也大多是从历史的角度介绍史实，缺乏从哲学的深度研究人文思想和探究思维本质。

所以，学生的批判性思维不强，创新性思维更得不到培养。另外，有的高校没有开设专门的论文写作课程，致使学生不了解论文写作的规范和方法。所以，从根本上讲，论文写作的问题暴露了学生在思维能力方面的薄弱，特别表现在逻辑思维、批判性思维和创新性思维等方面。笔者认为，逻辑思维、批判性思维、创造性思维是进行人文科学和自然科学教学和研究最重要的思维方式，三者缺一不可。其中，逻辑思维是基础，是批判和创造的工具。批判性思维和创造性思维是逻辑思维的发展和升华。对于这三种思维的有效运用是提高英语论文写作的有效途径。

二、逻辑思维训练

人类具有逻辑思维的能力，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人人都进行严密的逻辑思维。研究逻辑思维的逻辑学作为一门学科由古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创立，支配着西方的逻辑观。逻辑学可以分为形式逻辑和非形式逻辑。亚里士多德创立的逻辑学后来被归为形式逻辑，特别典型的是三段论。形式逻辑经过两千多年的发展，至今已经比较完备，是逻辑学的主体部分。“形式逻辑是关于思维的逻辑形式及其规律的科学，同时也研究一些认识现实的简单的逻辑方法。”①P8形式逻辑是一种理性认识形式，包括概念、判断和推理，也就是运用概念进行判断和推理。形式逻辑的基本规律包括同一律、不矛盾律、排中律和充足理由律。形式逻辑非常重要。亚里士多德将其系统论述逻辑法则的著作称为《工具论》，意思是逻辑是认识的工具。近代英国哲学家弗朗西斯·培根批判了亚里士多德基于其形而上学的逻辑体系，而把归纳逻辑视为进行科学研究和认识的工具，为自己的著作命名《新工具》，与《工具论》形成鲜明对比。形式逻辑不仅是认识客观世界的工具，而且是表达思想的工具，更是揭露错误、进行批评的有力工具。在西方，自从古希腊时代以来，逻辑学一直在学术界备受重视。柏拉图学园禁止不懂几何者入内，强调了逻辑的重要性。在中世纪，西方学校普遍讲授的七门课程（“七艺”）中首推“逻辑学”，其它为语法、修辞、算术、音乐、几何、天文。至今，逻辑学也是西方高等院校的重要课程，不仅是学生必须掌握的知识，而且是进行科学研究必不可少的工具。逻辑学并不是西方的专利。中国古代即有逻辑学，当时称为名辩学，印度的古代逻辑学称为因明，又称佛家逻辑。但是，令人遗憾的是，我国古代的逻辑学并没有得到充分发展，所以现代的逻辑学大多遵照西方的逻辑学。这也可以算作我国学生的逻辑思维能力不如西方的一个深层原因，然而，更直接的原因在于教育管理和课程设置。目前，高校中开设逻辑课程的专业大多仅限于人文社会科学的哲学院系，在外语类院校开设此课程的几乎没有。由于英语专业的学生在毕业之后大多从事教学、科研和商务工作，这需要很强的逻辑思维能力和应变能力，所以，逻辑思维的培养直接关系到英语人才培养的成败，而衡量英语人才的标准之一就是毕业论文写作的质量。一篇好的论文应该是思想、逻辑和文采三者的统一。思想性是论文的精髓，逻辑是保证论文的思想性、准确性的重要工具。

本人年12月任副教授职务以来,坚持四项基本原则,遵纪守法,爱岗敬业,教书育人,教学工作量饱满。在教学和科研工作中不断进取,年被遴选为马克思主义中青年专家培养对象,年被遴选为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专业硕士生导师,年获得中山大学法学博士学位。任现职5年来,在教学和科研上取得了较为显著的成绩,系统讲授6门马克思主义理论专业课和公共课,学生课评等级均为优秀;在科研上,承担科研课题12项,其中主持3项,出版了学术专著1部(独著),发表学术论文18篇,参编教材2部,论文集1部,形成了"马克思主义人的发展理论与实践"这个明确而稳定的研究方向。具体总结如下:

一,具有良好的师风师德,爱岗敬业,优质完成教学任务,教学质量不断提高。

系统讲授6门马克思主义理论课程,2门选修课程,学生课评等级均为优秀;主持教育教改课题1项,参加精品课程建设1门,参加新世纪高等教育教学教改工程课题1项,发表教学研究论文4篇,获得校级教学软件比赛三等奖1项,教学成绩显著。

任现职以来,模范地遵守高校教师职业道德规范,坚持育人为本,德育为先,优质完成教学任务,教学质量不断提高,取得了较为显著的教学和教研成绩。5年来,作为主讲教师先后承担硕士生,本科生和专科生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马列主义原著选读》,《自然辩证法》以及博士生的《马克思主义与现代科技》等6门马克思主义理论课程的教学工作任务,开设《医学美学》,《现代西方哲学》等2门选修课程,授课总学时达到1472学时,减去脱产攻读博士学位的1年,年均学时达到368学时,教学工作量饱满。本人深深热爱教育教学工作,坚持学习新的教育教学理论,不断更新教育教学观念,努力掌握和运用现代教育技术辅助教学,积极改革教学方式和方法,积极参加和开展教育教学课题研究,探索提高教学实效的新渠道和新手段。近年来,创造性地把参与性教学方法运用于《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课和《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课的教学,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学生的人生经验,课堂体验和未来生活理想的联系起来开展教学,促进理论与实践的渗透和互动,教学效果好,得到督导员和同行的肯定,学生课评的满意度高,评价等级均为优秀。指导5名本科生的毕业论文选题和写作,论文的质量较高;负责指导的2名硕士研究生学习刻苦,积极参与课题研究以及撰写学术研究论文。主持学校教育教学改革课题1项,参加新世纪高等教育教学教改工程项目1项,作为主要参加者参加的校级精品课程项目"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课被推荐为自治区精品课程项目。先后发表《参与性方法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课中的运用研究》等教学研究论文4篇,其中《关于"原理"课中人的劳动本质观的教学逻辑新探》发表在专业核心期刊《思想理论教育导刊》上(年第4期)。主持设计和制作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课多媒体教学软件获得医科大学第四届教学软件比赛三等奖,年被推荐参加全区思想政治理论课"精彩一课"讲课比赛。

二,具有较强的科研能力,科研水平不断提高,科研成绩显著。

主持科研课题3项,其中:省级课题1项,地厅级课题1项,校级课题1项;作为主要完成人参加科研课题9项,其中:国家社科基金课题1项,省部级课题3项,横向课题3项,校级课题2项。出版学术著作1部(独著),发表有较高质量和一定创见性的学术论文18篇,形成了"马克思主义人的发展理论与实践"这一明确和稳定的主要研究方向。

今年夏天，东京大学的池田知久教授来北京参加道家国际会议，见面便送给我一篇他新写的文章，题目是“东京大学人文社会系大学院的亚洲研究”。我在去秋到今春在东京大学研究讲学时，对东京大学近年的教育改革颇为留意，尽管如此，这篇文章的开场白仍然使我吃了一惊：“本文标题采用‘东京大学人文社会系大学院’，而不用‘东京大学文学部’，是因为1995年随着大学院重点化的实施，‘大学院’已取代‘文学部’成为部门名称。”这是什么意思呢？举个浅显的例子来说，几年前我们介绍池田教授，标准的表达是“这是东京大学文学部的池田教授”；而照今年改革后的精神，我们现在就应介绍说“这是东京大学大学院人文社会系研究科的池田教授”。

要全面了解日本的人文社会科学教育的新变化，我们还得从头说起。

东京大学（下简称东大）及日本大多数大学的建制与英美俄中皆不同，据说源出于德国的制度。东大文科的设置结构在历史上变化甚大。东大初创期（1877—1884）文学部除哲学科外，包括政治学及理财学科、和汉文学科。1885年政治学、理财学编入法政学部，同年文学部和汉分家，分为和文学科和汉文学科。在帝国大学时代（1886—1895），人文学科已形成文、史、哲、语言的基本学科内容。到东京帝国大学（1897—1945）初期则明确确定文学科、哲学科、史学科三大学科的人文学科结构。这种结构一直维持到二战结束，1946年时三大学科共21个专修科（专业）。1947年恢复东京大学，旧的专业名称如“支那哲学”“支那文学”改称“中国哲学”“中国文学”，取消了文史哲三“学科”，而使19个专修学科都自成为“学科”。中国哲学也成为19个学科之一。1963年，文学部的21个专修课程被重新归入四个新的大类：第一类文化学，第二类史学，第三类语学文学，第四类心理学社会学。文化学所包括的也就是以前哲学学科的内容，但从大类的名称上说，“哲学”第一次消失了。90年代的改变也可以说在60年代已经开始。这样的四大类结构至今未变，只是不断加以局部的调整。1988年，把原属“文化学”中的印度文学改入“语学文学”类，把原属“文化学”的美术史改入“史学”类，又把第四类“心理学社会学”改称为“行动学”。1994年，类与类名未变，但专修课程的名称（相应地研究室的名称）作了较大改变，“中国哲学”改为“中国思想文化学”，“国史学”改为“日本史学”，“国文学”改为“日本文学”，“印度哲学”改为“印度哲学佛学”等。此外还增设了朝鲜文化、澳洲语言（土著）等亚洲文化研究的课程。1995年，学科的四大类更名为：一思想文化学科，二历史文化学科，三言语文化学科，四行动文化学科。四大学科共26种专修课程，如中国思想文化学专攻即26者之一。四大学科全部变为“文化学科”，这种名称上的汉字形式的改变无疑体现了东大人文学研究注重向“文化研究”发展的一种变化动向。在1995年的“中国思想文化学”专业的“修习注意”中说：“本专修课程领域甚广，研究时代可从上古（甲金文）至现代（、新儒家）各时代中选择。领域包括中国思想、哲学，及其社会（政治、经济、法律、道德）和文化（语言、艺术’风俗’生活史、女性史）、宗教（道教、佛教、民间宗教）、科技（天文、医学、农学）背景，可从中选择。强调思想史与社会史、思想史与文化史的沟通、中国与日本及中国与西洋思想之比较。”这个的例子可以使我们具体地了解这种变化的内涵。

东京大学大学院各研究科以及各学部中，“综合文化学科”可能是最具特色而且最值得注意的。东大各学部皆设在东京市内的本乡校园，综合文化学科则与各学部不同，设在距市中心较远的驹场校区，属教养学部。据说文部省新的政策精神是取消国立大学的教养学部，而东大的教养学部却得以保存，此端赖其综合文化学科的活力及表现。综合文化学科的人文社会学科方面的硕士课程有七大类，其中“比较文学比较文化”专业设比较文学比较文化课程24门，“地域文化研究”专业设课程达48门，“文化人类学”专业设文化理论、文化过程、社会人类学等课程27门，虽然其中含有不少演习课程，但其课程开设的数量确实令人惊叹。七类之外，在“广域科学”专业中还有科学史、科学哲学及大量边缘交叉学科。综合文化学科产生的历史也许有其特殊的缘由，而这一学科已经成为今天东大最具活力的一个部门，也是东大与外国特别是西方国家文教交流特别活跃的一个学科点，相当突出地体现了“文化研究”在现代教育中的巨大能量。

至少自1963年以来，东大的教育一直维持着“大学—学部—学科—专修课程”的主体结构，例如现在的文学部—思想文化学科—中国思想文化学专业。思想文化学科下有七个专业：哲学（专指西方哲学）、中国思想文化学、印度哲学佛学、伦理学、宗教学宗教史学、美学艺术学、伊斯兰学。学部主要担当本科教育的责任，故以学部为部门名称的作法体现了以本科教育为主的方针。东大的本科生考入后先在教养学部修完两年前期课程，然后进入学部，选定一个专业修后期课程。如选定文学部的思想文化学科的中国思想文化学专业，就不必修思想文化学科的其他六种专业课程。每一专业都规定了后期课程在该专业应修的科目和学分，一般学生在三、四年级应修科目6—8项不等，需完成专业学分约40—44个。如中国思想文化学专业社七种必修科目：中国思想文化学概论、中国思想文化史概说、中国语中国文学、中国史、中国思想文化学特殊讲义（专题课）、中国思想文化学演习（资料课）、毕业论文，共44学分，其中毕业论文12学分。此外还要必修东洋史、中国语中国文学等文学部的其他科目若干学分。在“学部—学科—专业”的结构下，专业与研究室相对应，如思想文化学科有七个专业，即有七个研究室，分别承担其专业课程。整个文学部26个专业，即有26个研究室，类似我们的教研室。1995年全文学部各研究室共115人，其中教授77人，副教授33人，外国人教师5人。其中思想文化学科（哲学类）25人，教授19人，副教授6人。另外，每一研究室聘1—2名助手，一般聘期为2—4年，多由新毕业的博士生充任。教员的数量比我们（如北大）是要少得多了。

东京大学的文学部相当于中文一般说的“文学院”，现在台湾的大学如台大、政大、辅大等也还都有文学院，作为大学和系之间的一层机构。但日本的情形不同。首先本科学生一二年级在教养学部，三四年级便直接进入学部下的专业，由研究室来管理，这是教育上的最大不同。其次，文学部下面没有“系”一级，学科或在名义上也可称为系，但并不存在这样的实体机构，学科或系亦无实体的功能，一切都是由文学部来管辖，而以研究室为教员人事和预算执行的基本单位，这是体制上的最大不同。在这种体制下面，显然教育的重点是落实到专业的教育；由于较早进入专业，本科毕业时的专业水平比较高。但由于从教养学部一下子进入专业研究室，学科的统一性不被强调，学科的整合意义没有了。一个后期学生从三年级起在专业研究室的团体中学习和活动，这是集体文化和专精技术结合的例子，但一个进入中国哲学专业的三年级学生，在此前和此后，似乎都没有一个机制保证他学得必要的哲学类课程。从我们习惯的“哲学系”的立场来看，其长处和短处还值得研究。

内容摘要：文章对我国美术学科中国画专业人才培养的现状进行分析，从学生写生与创作能力、理论研究能力、审美认知和综合素质培养四个方面着手，探索中国画专业人才培养的模式和途径，以培养适合现代社会发展需求的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应用型人才。

关键词：美术学科；中国画专业；人才培养；综合能力

多年来，我国的美术教育无论是专业美术院校，还是综合性大学，针对美术学科的人才培养，各院校教育学者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目前，中国画专业的人才培养基本上形成两种模式：一种是延续师徒传授的传统方法；另一种是受西方现代教育体系和理念的影响，注重基础造型和色彩能力的培养方法。近年来，由于社会发展对美术学科人才需求的变化，一些教育学者和教师在中国画专业教育教学的实践中，对该学科领域进行了积极的探索，并逐步形成各具特色的人才培养模式。

一、专业技能与创作能力培养

（一）专业技能培养

目前，我国各专业院校的中国画专业的基础课程均设有素描、色彩、临摹、写生等内容。这些基础课程的专业技能包括用笔用墨、线描、色彩、画面经营及意境表现等。因此，人才的培养需要加强专业技能训练。培养学生准确的造型能力，即对客观事物进行准确的刻画。这不仅要注重对物体的轮廓、结构、透视、层次、明暗等方面的表现，而且还需要在原来造型的基础上加以提炼、强化或夸张、变形，以突出中国画创作的特点。速写不仅可以有效提高学生的造型能力，也是记录、收集生活素材的重要手段。中国画创作讲究“目识心记”，这要求对物体的造型、结构和生长规律能够理解并烂熟于心，这样才能下笔如有神。速写要讲究“笔不离手”，要求学生对物体有辨识、概括的能力，而且还要对物体有充分的认识和了解，以及深刻的记忆。所以，画速写不但能培养学生看、想、记、画的技能，还可以训练学生手、眼、笔的协调配合能力，使学生在短时间内能迅速、准确地抓住形体的特征。中国画专业的造型表现语言与其他画种有明显区别，中国画以“线”作为造型的表现手段，所以课程教学中应该加强“线”的练习。“线”是一种高度概括、凝练的绘画表现形式。学生需要了解中国画线条的应用规律，并对客观事物有深入、细致的观察和了解，通过线条的表现，对客观物体进行概括提炼和归纳，这样才不至于停留在对物体表面的描绘。中国画专业教师在指导学生对物体进行观察时，要注重培养学生的观察和审美能力。传统西方绘画讲求科学，强调客观、真实地描写对象。但是我国传统的中国画教学要求在观察对象时遵循自己的主观意愿，强调物体的意象性格和精神特征。在各高校的中国画专业教学中，表现题材分有山水、人物、花鸟三大科目，各个科目都有其特有的精神内涵。山水讲究意境，人物讲究神态，花鸟画讲究情趣。所以在教学时，这三科的观察和表现方法也有所不同。宋代画家曾云巢在观察草虫时记载：“取草虫笼而观之，穷昼夜不厌；又恐其神不完也，复就草地之间观之，于是得其天。方下笔之际，不知我为草虫，草虫之为我耶。”[1]这段话明确地说明了画家在观察物体时的体会。从草虫放在笼子里不分昼夜的观察，到对形貌、结构特征了然于胸，又到大自然的草地间观察它在自然环境中的生活习性、动态变化等，最终达到“不知我为草虫，草虫之为我耶”物我两化的境界。又有宋伯仁的《梅花喜神谱》在序中提到的观察方法：“余于花放之时，不厌细徘徊于竹篱茅屋边，谛玩梅花之低昂、俯仰、分合、卷舒，图写花之状貌，得二百余品……”[2]正是这种知之甚详的观察积累，方能极为传神地表现对象。中国山水画观察方式是以走马观花的方式对山水进行散点透视的观察，涵盖了眼中所见山水的全貌，即山水总体印象的总合。山水画最著名的观察方式莫过于宋代画家郭熙在《林泉高致》中提出的“三远法”。“山有三远，自山下而仰山巅，谓之高远；自山前而窥山后，谓之深远；自近山而忘远山，谓之平远。”[3]郭熙将山水画中的远近透视觉关系，总结出山水的空间与构图表达，形成了山水画自由、独特的观察方法。中国画人物的观察方法，最著名的观点莫过于东晋时期顾恺之的“传神论”。他提出的观点概括了中国人物画的观察和艺术表现方法。他强调以形写神，通过对人物的观察和画家自己“迁想妙得”来把握人物内在的精神面貌，表达人的性格气质和精神状态，即“传神写照，正在阿堵（指眼睛）中”[4]。中国画笔墨，从狭义上看，是用笔和用墨的合称，包含笔法、墨法、章法等基础技法。中国画家认为，笔墨运用水平的高低决定了作品的质量。从广义上看，笔墨运用的特点，则体现出画家独有的艺术语言和精神面貌，也代表了画家的艺术风格。然而，笔墨功夫则需要不断地练习、积累，才能有所提高。中国画教学中，如何有效地提高学生的笔墨功夫，关键在于对笔墨正确的训练和学习。在进行笔墨教学的过程中，教师正确的引导方法是非常重要的。一是对经典作品的解读和临摹。要求学生在临摹作品之前，除了分析画家运用的笔墨技法之外，还要对作品产生的社会背景、画家的艺术思想和历代评论家对作品的相关评论等有所了解。二是对经典作品的意临。了解作品的笔墨技法后，在临摹作品的笔法、墨法、章法、风格、意境等过程中，通过自己的理解及感悟，摆脱形似上的束缚，把别人的长处融入到自己的作品当中。三是笔墨关系运用训练。笔墨关系即需要画家熟练掌握笔墨的运用规律，并通过掌握毛笔的笔力、笔性、笔势、笔意，以及墨意、墨韵等之间的节奏关系。因此，学生可以通过对经典作品的学习和临摹，掌握笔墨运用规律。

一HPS教育

HPS原先是科学史和科学哲学的英文缩写词但近年来有些科学教育专家把科学社会学也纳入其中于是HPS就变成了科学史科学哲学和科学社会学HistoryPhilosophyandSociologyofScience的缩写词了[1]把科学史科学哲学和科学社会学的有关内容纳入科学课程中以提高科学教育的质量是近年来国际科学教育界高度重视的一个课程理论课题科学史科学哲学和科学社会学是科学学sciencestudies的三个分支学科它们共同担负起阐述科学的本质提高科学教育质量的使命很久以前一些著名科学家和教育家就倡导在科学教育中进行科学史科学本质或科学方法的教学但这个问题重新受到国际科学教育界的高度重视并以HPS教育的形式再次进入科学课程中则是近年来的事当前科学教育学者们关注科学史科学哲学和科学社会学对科学教育的作用与以往迥然的不同之处首先体现在其国际性上80年代末期成立的国际科学史科学哲学与科学教学研究小组迄今已举办了三次HPS与科学教学的国际会议。

1992年创办的国际学术刊物科学与教育ScienceEducation专门刊登科学史科学哲学和科学社会学与科学教育有关的论文据统计在19881998年期间以科学史科学哲学和科学教学为主题在学术期刊上发表的论文计有300余篇19881992年期间有关的学术期刊出了6次专刊探讨这个主题[2]由此可见HPS教育已成为国际科学教育研究中一个前沿性课题80年代末以来对HPS教育的关注也反映在一些国家科学课程与教学改革中美国的2061计划1989科学素养的基准1993和国家科学教育标准1996加拿大一些省的科学课程1991英国国家课程中科学课程部分1988荷兰中学物理PLON课程1988挪威的核心课程1994丹麦的科学技术课程1990以及西班牙的新科学课程等都对HPS课程与教学有明确的要求此外科学史和科学哲学课程也已成为上述国家培养理科教师课程的一部分在美国有些学区学完这门课才能取得教师证书西班牙和丹麦最近也为理科师范生开设了这门必修课国际科学教育改革为何都强调HPS教育呢它对提高科学教学质量有何助益呢要回答这些问题还得从科学教育史谈起

二关于科学本质教学的历史回顾

在国际科学教育文献中科学精神scientificspirit一词并不常见这似乎有点奇怪是否在现代科学兴起的西方国家不注重科学精神呢答案当然是否定的其实西方学者对科学精神的理解大都蕴涵于科学的本质natureofscience这一术语中澳大利亚科学哲学家马修斯M﹒R﹒Matthews在下面一段引文中虽然也提到科学精神一词但仍把它囊括在科学本质的论述之中他写道科学的本质很久以来就是理科教师和课程专家们所关心的问题自19世纪初期科学开始在学校课程中取得一席之地以来人们一直希望学生不仅要懂得科学而且要通过内化科学精神和懂得与欣赏科学的本质使科学教学对文化品质和个人生活产生有益的影响显然要实现人们这一合理的长期存在的期望必须依靠教师和课程专家们理解科学方法和认识论即一些科学本质的知识[3]关于科学的本质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人们用不同的术语来表达并且受到不同学科理论的支持科学教育中对科学本质的执着追求经受了依据教育学哲学和心理学所作的批评并继续不断地传授关于科学和科学研究的本质的假设这种探讨。

自19世纪科学进入学校课程时起就不曾间断过[4]19世纪末当英国科学教育家化学家阿姆斯特朗H.E.Armstrong大力倡导科学教育时就曾强调要使学生理解科学的本质不过在他看来科学的本质主要体现于科学方法之中19世纪末期德国哲学家兼科学家马赫E.Mach也对学生明确提出了理解科学本质的要求他说每一个年轻学生都要切身感受一些数学和科学的发现并达到其最终的逻辑结果这种学习材料自然主要与科学名著选读联系起来这样教师就可以使少数有影响的简明易懂的科学思想在学生头脑里生根使其深思熟虑[5]在美国杜威同样表达了科学教育对人的启蒙的希望科学教育的独特作用不在于获得尽可能多的科学知识而在于它可以改变人的自然倾向达到了这一目的则表明学生掌握了科学本质或具有科学精神在民主主义与教育一书中杜威写道我们过早地接受他人意见和断言的倾向我们对推迟判断的厌恶情绪表明我们自然倾向于中断检验的过程我们满足于肤浅的和急功近利的应用科学是对这些自然倾向及其所带来的恶习的防卫它是人为的即获得的艺术而不是自发的是习得的而不是天生的这一事实表明科学在教育上具有独特的极为重要的地位[6]差不多在杜威发表民主主义与教育的同时英国政府在一份题为教育中的自然科学的报告即汤姆逊报告中更为明确地提出在科学教学中应当进行科学史和科学哲学的教学报告指出需要把科学的主要成就及其取得这些成就的方法引进到教学中应当要有更多的科学精神而不是干巴巴的事实其方法是开设科学史课程科学史和科学哲学知识应当成为每个中学理科教师智慧的一部分[7]此外还值得一提的是70年前英国一位名叫维斯特威Westaway的皇家督学写了一本论述科学方法教学的书在他看来一个成功的理科教师应当是这样的人他知道自己的本门学科读了大量其他学科方面的书籍知道如何教学能够流畅地表达擅长操作精于逻辑具有哲学家的气质熟悉科学史能够与一群孩子一起坐下来给他们讲解关于天才科学家如伽利略牛顿法拉第和达尔文的观察和判断误差他们的生活和工作不仅如此他还是一个热情洋溢的人对自己独特的工作满怀信心[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