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医基本原理范文精选

中医学是中国文化的形式之一,由于中国哲学是本体论、认识论和方法论的统一,所以,中医学的形式必然表现出中国哲学的基本原理。就自在的中国哲学的基本原理和自为的中医学形式的关系所作的研究,表明了中医学的思维方式在与中国哲学的基本规律的统一性中展示出的文化上的基本意义。所以,中医学在内容上代表了中国文化和哲学的基本形式。应当说,想探索中国哲学奥秘的人、并认为中国哲学是不同于西方哲学的、因此具有独立的哲学形式的人,就应在对《周易》、《道德经》和《内经》的研究上下功夫,舍此并无其它。笔者以形而中论对中国哲学所作的概括,就是上述研究方式的结果。既然中医学的哲学基础是在形而中的统一,那么,中医学本身在形而中的形式中其具体的基本规律是怎样的形式、及其这些基本规律对中医学发展的基本意义之所在,这将是本文所讨论的内容。

一、中医学的哲学基础

中医学的思维方式即哲学基础问题,是近代以来哲学研究的重要内容之一。但是,由于近代以来的西学东渐产生的西体西用的理性进路,所以,对中医学的哲学研究无不是以西方哲学的思维方式、概念、范畴对中医学的思维方式进行西化式的疏解,所以,从产生的研究结果而言,由于脱离了自在的中国文化的基础,因此,应当认为这些结果根本不是中国哲学或中医哲学的本来面目。对中医学的哲学思维及其基本规律的研究只能是中国文化研究中的自在的哲学反思的结果,因为任何文化形式的历史和逻辑的过程只能形成于其文化母体的自在性,而不可能是以任何外来文化所可能进行的解释。西方当代的分析哲学和解释学表明,因为西方文化的内在结构所限定,以其自在的语言系统和思维方式对文本所进行的解释困难重重,并且认为不可能达到本来的意义,所以,其西方文化自在的文字和语言本身所进行的解释都不具备其文本意义,既然如此,何以能用西方的哲学和形式对中国的文化和哲学进行解释呢?真不理解当代中国学界何以能以西体西用的方法论进行中国文化的研究,并自以为是的认为是发现了中国文化的“基本规律”。当以其中国哲学自在的形式与这些“基本规律”进行比较后,就会发现中西文化是绝然不同的形式,而且就思维方式的基本性而言,中西文化不能在形式和内容上进行简单的类比和实现思维方式的统一⑴。哲学思维与文化形式的统一性表明,任何一种独立的文化只能是其自在的哲学思维所产生的结果,因此,中国文化的形式只能是自在的中国哲学思维的结果。而中医学的哲学基础和基本规律也只能在其文化母体中寻求。那么,中医У恼苎Ь烤故鞘裁葱问降?于中国哲学的关系是怎样的?对这些问题的研究表明,其中最重要的是关于形成中医学的哲学基础问题。显然,在这一研究进路中,将构成对中国哲学及文化的反思。

我在对中国哲学的研究中,以时空的认识论原理对中国的知识系统进行反思,发现在中国的知识形式中,《易经》是中国哲学的基础,而中医学是运用中国哲学思维所产生的最成熟的知识形式,也可以这样认为,从中医学中可以反映出中国哲学的本质性,所谓医易相通是也。那么,中国哲学的本质性与中医学的统一是以怎样的原理表现出来的,这是研究中医学的哲学规律首要解决的问题。

所以,研究中医学的哲学规律首要的是要把《易经》的思维方式进行外化为哲学的形式,而这也是研究中国哲学的首要的工作。我对《易经》的思维方式进行外化为哲学形式的工作是以“时空统一论”的哲学原理对《易经》之“卦”的研究中作出的,并以形而中论的哲学原理进行了对中国哲学的概括⑵,形而中论的哲学思维方式表明,时空对应的认识论原理、对应和中的方法论原理、中和统一的时空本体论是中国哲学的基本规律。因此,对中医学能否反映出这三个基本规律是哲学反思的重要工作。

因此,从中医学的基本原理中抽象出一般的思维方式并对其进行与中国哲学原理的整合是这一研究工作的组成部分。由于中医学的思维方式与《易经》的统一,所以历代中医学者对医易相通的哲学问题都有相当深刻的理解,例如,有清一代名医章虚谷说:“诗、书、春秋,论世间事迹,褒君子,贬小人,以明治乱之所由,原非论阴阳之理者。《易》象表阴阳进退消长之理,儒者用喻世事治乱事之道。……故易为大道之源,医理、儒理俱在其中,《易·辞》为儒者之言,可用治世,不可治病也。……概医明大道之一截,易明大道之全体,医书岂真与易书比哉?医经与易经,体同而用异,拙集屡申其义矣。即将先天后天打作两橛,遂有一橛截全体之见,而不识其体用所在也。圣人韦编读易,不闻读医,假年学易,不闻学医,盖以此也。圣人为治世之大道,不为治病之小道,故言某未达不敢当。然道之用有大小,而其体一也。其所系之重,犹先于大道,何故?盖有性命而后有道德功业。保性命者,医道也。其理与《易经》同出阴阳太极之源,故体同而用异也。”（《章虚谷:《医门棒喝·论易理》）显然,章虚谷对《易经》和医经的哲学关系的认识是深刻的。由于哲学形式的外化是当代哲学的研究任务,因此,和所有对医易相通有相当深刻认识的古代学者一样,这一研究是以《易经》自在的哲学思维的外化形式阐释中医学的哲学思维的。

中医学是中国文化的形式之一,由于中国哲学是本体论、认识论和方法论的统一,所以,中医学的形式必然表现出中国哲学的基本原理。就自在的中国哲学的基本原理和自为的中医学形式的关系所作的研究,表明了中医学的思维方式在与中国哲学的基本规律的统一性中展示出的文化上的基本意义。所以,中医学在内容上代表了中国文化和哲学的基本形式。应当说,想探索中国哲学奥秘的人、并认为中国哲学是不同于西方哲学的、因此具有独立的哲学形式的人,就应在对《周易》、《道德经》和《内经》的研究上下功夫,舍此并无其它。笔者以形而中论对中国哲学所作的概括,就是上述研究方式的结果。既然中医学的哲学基础是在形而中的统一,那么,中医学本身在形而中的形式中其具体的基本规律是怎样的形式、及其这些基本规律对中医学发展的基本意义之所在,这将是本文所讨论的内容。

一、中医学的哲学基础

中医学的思维方式即哲学基础问题,是近代以来哲学研究的重要内容之一。但是,由于近代以来的西学东渐产生的西体西用的理性进路,所以,对中医学的哲学研究无不是以西方哲学的思维方式、概念、范畴对中医学的思维方式进行西化式的疏解,所以,从产生的研究结果而言,由于脱离了自在的中国文化的基础,因此,应当认为这些结果根本不是中国哲学或中医哲学的本来面目。对中医学的哲学思维及其基本规律的研究只能是中国文化研究中的自在的哲学反思的结果,因为任何文化形式的历史和逻辑的过程只能形成于其文化母体的自在性,而不可能是以任何外来文化所可能进行的解释。西方当代的分析哲学和解释学表明,因为西方文化的内在结构所限定,以其自在的语言系统和思维方式对文本所进行的解释困难重重,并且认为不可能达到本来的意义,所以,其西方文化自在的文字和语言本身所进行的解释都不具备其文本意义,既然如此,何以能用西方的哲学和形式对中国的文化和哲学进行解释呢?真不理解当代中国学界何以能以西体西用的方法论进行中国文化的研究,并自以为是的认为是发现了中国文化的“基本规律”。当以其中国哲学自在的形式与这些“基本规律”进行比较后,就会发现中西文化是绝然不同的形式,而且就思维方式的基本性而言,中西文化不能在形式和内容上进行简单的类比和实现思维方式的统一⑴。哲学思维与文化形式的统一性表明,任何一种独立的文化只能是其自在的哲学思维所产生的结果,因此,中国文化的形式只能是自在的中国哲学思维的结果。而中医学的哲学基础和基本规律也只能在其文化母体中寻求。那么,中医学的哲学究竟是什么形式的?于中国哲学的关系是怎样的?对这些问题的研究表明,其中最重要的是关于形成中医学的哲学基础问题。显然,在这一研究进路中,将构成对中国哲学及文化的反思。

我在对中国哲学的研究中,以时空的认识论原理对中国的知识系统进行反思,发现在中国的知识形式中,《易经》是中国哲学的基础,而中医学是运用中国哲学思维所产生的最成熟的知识形式,也可以这样认为,从中医学中可以反映出中国哲学的本质性,所谓医易相通是也。那么,中国哲学的本质性与中医学的统一是以怎样的原理表现出来的,这是研究中医学的哲学规律首要解决的问题。

所以,研究中医学的哲学规律首要的是要把《易经》的思维方式进行外化为哲学的形式,而这也是研究中国哲学的首要的工作。我对《易经》的思维方式进行外化为哲学形式的工作是以“时空统一论”的哲学原理对《易经》之“卦”的研究中作出的,并以形而中论的哲学原理进行了对中国哲学的概括⑵,形而中论的哲学思维方式表明,时空对应的认识论原理、对应和中的方法论原理、中和统一的时空本体论是中国哲学的基本规律。因此,对中医学能否反映出这三个基本规律是哲学反思的重要工作。

因此,从中医学的基本原理中抽象出一般的思维方式并对其进行与中国哲学原理的整合是这一研究工作的组成部分。由于中医学的思维方式与《易经》的统一,所以历代中医学者对医易相通的哲学问题都有相当深刻的理解,例如,有清一代名医章虚谷说:“诗、书、春秋,论世间事迹,褒君子,贬小人,以明治乱之所由,原非论阴阳之理者。《易》象表阴阳进退消长之理,儒者用喻世事治乱事之道。……故易为大道之源,医理、儒理俱在其中,《易·辞》为儒者之言,可用治世,不可治病也。……概医明大道之一截,易明大道之全体,医书岂真与易书比哉?医经与易经,体同而用异,拙集屡申其义矣。即将先天后天打作两橛,遂有一橛截全体之见,而不识其体用所在也。圣人韦编读易,不闻读医,假年学易,不闻学医,盖以此也。圣人为治世之大道,不为治病之小道,故言某未达不敢当。然道之用有大小,而其体一也。其所系之重,犹先于大道,何故?盖有性命而后有道德功业。保性命者,医道也。其理与《易经》同出阴阳太极之源,故体同而用异也。”（《章虚谷:《医门棒喝·论易理》）显然,章虚谷对《易经》和医经的哲学关系的认识是深刻的。由于哲学形式的外化是当代哲学的研究任务,因此,和所有对医易相通有相当深刻认识的古代学者一样,这一研究是以《易经》自在的哲学思维的外化形式阐释中医学的哲学思维的。们已经把中国哲学暨《易经》中的哲学模式以形而中论的原理进行概括和反思,由于在中医学中主要体现出医学的目的和方法论的统一──“保性命者,医道也”,所以,对应和中是中医学中主要的思维方式和哲学方法论。以对应和中的规律进行对中医学的反思,其表明,在这一方法论的作用下产生的中医学哲学的主要规律是:阴阳和中律、五行和中律与三焦和中律。下面对这三大规律进行具体的论述。

一、中医学的哲学问题

中医学是中国传统中宝贵的文化形式，是中国科学的代表形式之一，是中国生命科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中国文化发展的历史长河中，中医学的进步不但对中华民族的生存、繁衍有过不能以其它文化形式可替代的作用，也由于其坚实的本体论基础而持久的影响了中国文化发展的理路，“儒必通医”就是最好的说明。

近代以来，随着西学东渐的历程，西方的医学思想和医疗模式也开始输入中国。由于西方医学在治疗技术上的方便性，使之国人在医疗实践中能够接受西医的治疗方式，但是，正是这种实用主义和“全盘西化”的价值承诺形成了对中医学和中国文化的否定思潮。表现在思想形式上，由于自五四以来的“全盘西化”思潮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全面否定，数典忘祖、思想浅薄、急功近利成为学术思想界的主流之后，中医学也成为被否定的内容之一。为了提供否定中国文化的理性基础，自觉的不自觉的以西方的哲学思想判释中国文化的方法就成为时代的风气，以西方的医学模式判释中医学以比较两者的优劣，成为这个时代中医学研究的重要特点。如果说以西方医学技术上的特点做为可接受的标准还带有实用主义的特点，从而还能在经验论的层次上证明理性的必然，那么，以“全盘西化”对中国文化及其对中医学的否定就是对中国文化理性自觉的背叛，而成为厚西薄中的思想方法了。

时至今日，随着对西方科学文化产生的一系列误区的深入认识，中医学在医学实践中的特殊的、基本的疗效被肯定，中医学也日渐受到重视。但是，对中医学的肯定仍然是在经验论的层次上，远没有在哲学理性上实现自为而自在的统一。尤其对于解决这一已经产生了几千年的中医文化的继续发展的理路问题而言，就更需要哲学的根据和支持。

问题表明，对中医学的正确认识及其发展理路的研究，首先需要中医哲学的研究作为基础。然而，以我们已经熟悉并习以为常运用于思想的西方哲学思维进行中医学的哲学研究，是不能产生正确的结果的。以西方哲学的模式为坐标系进行中医学的研究，其结果只能是南辕北辙。正确的方法是，应对中国文化之所以能产生中医学的哲学思想进行发掘，进而研究中医学的科学性，以对中医学的发展方向作出推定。这些是研究中医学发展应解决的基础理论问题，应当成为一切关心中医学发展的学者应投以相当大的精力进行研究的问题。但是，对于中医学发展方向的困惑而言，面对的问题既是中医哲学带来的也是以哲学对中医学提出的本体论承诺出现的。这表现为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一方面是中医学学科的科学性及其产生的哲学基础与我们所熟知并运用自如的现代科学和哲学对其进行研究而产生的误区，另一方面则要求中医学本身能证明自身的科学性和哲学基础，即中医学的学科性在本体论哲学的支持下表明其科学形式与哲学方式的统一──中医学是中国哲学形而中论的自在自为的统一。

就中国哲学的基本原理进行研究，其表明的哲学原理与中医学有怎样的相关性以及中医学表现出怎样的规律，是中国哲学研究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哲学和中医学的关系，表明了中医学的思维方式在与中国哲学的基本规律的统一性中展示出的科学上和文化上的重要意义。如果说由于中国文化的哲学基础生成了中医学的学科形式，从而表明了中国文化的一以贯之的理论特点，那么，中医学就在其内容和形式中展现出的基本规律将代表中国文化和哲学的基本形式。因此，应当说，进行中国哲学研究──真正想探索中国哲学奥秘、并认为中国哲学是不同于西方哲学的、具有独立的哲学形式，就应在《周易》、《道德经》和《内经》及《论语》等儒家和道学经典的研究上下功夫，这是研究中国哲学的基本方法，同样，这也是研究中医哲学的基本方法。

亚里士多德认为，哲学应从医学开始，医学最终要归于哲学。由于中医学和西医学产生于2种不同的文化背景，它们各自的理论体系和方法以及所依赖的哲学理论有很大差异。

1中国文化、中国哲学对中医学的影响

中国长期处于农耕社会，人们的生活离不开土地，知识大都来自直接的感受和领悟。中国的哲学家们将直接认识的东西视为哲学思维的出发点，在一个连续审视过程之中，认识的主体和认识的客体还是浑然一体的，因此中国哲学家的语言往往只作提示而并不明确。中国哲学注重“天人合一”，也就是“形神合一”，这与西方哲学所强调“天人二分”是不同的。儒家主流观点认为天人合一表现为“天人相通”，道家认为道生万物，人应该法道于自然，追求“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的境界。在中国哲学里，主体与客体是一体的，所以中国哲学的语言不是很明晰，它们不表示任何演绎推理的概念。中医学建立在中国传统哲学基础上，没有从自然哲学的母体中独立出来，从而带有传统文化烙印和浓厚的思辨色彩。中医学从诞生开始便具有“人文科学”和“自然科学”的双重属性。西医在古代也曾包容在自然哲学母体之中，随着解剖和实验方法在医学中的应用，西医学逐渐从自然哲学和文化母体中分化出来，走上了独立发展的道路。哲学之于医学的作用在于方向性的指导，而不应做具体细节的规定。但是，由于中医学与中国古代哲学的关系太过密切，导致了中医学中的许多规定是为了迁就哲学而做出的，已经偏离了客观实际。中医学不但将中国古代的精气、阴阳和五行等哲学知识作为理论构建的指导思想，而且直接参与该理论的形成，将这些哲学中的概念、原理、思维方法用于解释各种生命现象，直接将这些哲学中的基本概念、基本原理移植于所构建的医学理论之中，渗透于中医学的所有领域和各个知识层面，与相关的中医学知识融合为一体，成为中医学理论体系中不可分割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医学的认识方式和表述有其特殊性，中医学的研究对象包含着主体因素，是从认识主体与客体关系的角度来描述和定义对象的。在唯科学主义者眼里，观察对象是不依赖于主体而独立存在的，在观察过程中必须排除主体对客体的作用和影响。中医学认识对象的时候，不同程度地打上了医者的主观烙印。“象”是中医观察和研究的主要对象，如面象、舌象、脉象等，不同于西医学与主体无关的脏器，中医的“象”是从医生体验的角度来界定的。“体验”和“感悟”是中医思维中重要特征，古代医家均强调“心悟”、“心法”等直觉体验。“医者，意也”，深刻反映了中医的思维特点。中医认识事物的过程实际上是对事物规律性的抽象过程，包含着医生自身的某些素质，如经验、理性认识能力甚至情感因素等内容。总而言之，中医学在观察过程中，过多地渗透了主体的因素。但是，归根到底，这种表述方式是对患者疾病信息的反映，是一种唯物的观点。我们不应该因为其语言表述上带有主观色彩就断然否定其理论的客观本质，就对其科学性产生怀疑。系统化的中医理论是古代医家在当时丰富实践经验的基础上，吸取了当时哲学、思维科学、天文、地理、气象、物候等诸多学科的先进成果，对当时临床实践的一次大的理论总结。它的形成与发展由始至终都贯穿着实践的作用。中医学形成于实践，又在实践中得到继承和发展，从而形成了现在比较系统的中医理论体系。中医的奠基之作《黄帝内经》便体现了这一点。《黄帝内经》的形成，并不是单纯靠人们的想象，而是以实践为基础构建起来的医学理论。通过实践，发现并确定了人体主要生命体征，如心搏、呼吸及神等;通过实践，揭示生命奥秘;通过实践，探求治病规律及方法。

2西方文化、西方哲学对西医学的影响

古希腊是西方哲学的发源地，以商业为其经济基础，希腊爱琴海地区，航海条件优越。数学和数理运算成为商业往来的核算工具，商人强调独立自主的能力和创新的精神。因而西方的世界观强调不依附于他人，追求自我价值的实现，注重理性思维，借助于逻辑推理的形式来把握世界。西方哲学认为“心物二分”，强调主体和个体的独立性和二元性，笛卡尔哲学提出精神界和物质界是2个平等而又彼此独立的世界，认为精神界和物质界是可以分割开来的。黑格尔说过思维和存在的对立是近代哲学的出发点。这一理论推广而来，西方哲学将主体和客体对立开来，形成身心、主客的理念，坚信人是世界的最高力量，个体的发展是最终的目的。与东方哲学相反，西方哲学强调人定胜天或控制自然。西医学深受西方哲学影响，其实验充分运用了理化、数学的方法，重视逻辑推理和分析证明。而对于人体的认识，从系统、器官、组织的研究逐步深入细胞、分子、基因等细微结构，同时对各种结构都有其理化性质的描述和精确定量的数学刻划。天人合一的思维方式注重体验、直觉和悟性，这种思维方式是立体的、混沌的、意象的和体验的。天人二分则是以理性的方式、明确的概念和严密的逻辑来探究客观事物中的本质规律，因此这种思维是“线性的”、“量化的”、“严密的”和“理性的”。虽然西医理论的构建过程也是在其哲学思想支配下完成的，但是就西医学理论的构建而言，哲学仅仅作为指导思想，指引着医学科学家沿着正确的轨道，完成其科学研究，构建其相关理论。哲学的概念及原理不直接参与西医学理论的构建，更不会将相关的哲学概念及其理论作为医学理论的组成部分。

3不同的哲学理论指导下的中、西医学各自的特点

在中国古代医学著作中，时常可以见到“医者意也”的说法。好像医学理论的神秘性、治疗方法的灵活性、医家的悟性，都只能以一个“意”字来体现。换言之，中国传统医学的神韵，就蕴涵于其自身所具有的那么一种“可以意会，难于言传”的味道当中。然而，医学毕竟是一门自然科学与实用技术，医家究竟如何以“意”来构建这门学问，似乎并无人深究。

近代硕学梁启超曾说：“中国凡百学问都带有一种‘可以意会不可以言传’的神秘性，最足为智识扩大之障碍。”而其所举之例，即是“医学”。的确，中国传统医学较之于任何一种其他古代精密科学（如天文、算学）或实用技艺，都更具有传统文化的特征。或毋宁说，只有传统医学才能够体现传统文化“可以意会，难于言传”的韵味。

时至今日，当人们从不同角度对传统科技文化进行评价与研究时，一方面惊讶地发现：在近代西方科技繁荣昌盛、普及全球之后，唯有中国传统医学仍然具有不衰的生命力；但与此同时，人们又在不断地以西方科学的目光与标准来审视、衡量、评价、要求、改造这唯一具有生命力的传统科学。在这种情况下，“医者意也”所代表的传统医学之神韵棗这种与近代科学格格不入、“最足为智识扩大之障碍”的基本性格，自然就会受到更多的非难。

作为医史研究，特别是医学思想史研究，理应对这句古来医家常挂嘴边，当代中医也还在以不同方式强调其重要性的话加以注意。本文即从剖析“医者意也”在不同历史时期的多种含意与表现形式入手，以求理解中国传统医学的“神韵”所在；沿着医学的轨迹，而不是文人的雅兴来探索传统医学的一些本质性问题。

出典与含义

“医者意也”初见于《后汉书·郭玉传》。其记述如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