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然科学教育范文精选

摘要：问题意识是思维的动力，创新精神的基石。培养学生的问题意识是培养学生探索创新精神的起点，是造就创新人才的关键之一，是学生素质的重要组成部分。本文结合笔者在课堂教学中培养学生问题意识的实践及取得的成绩谈一点体会。

关键词：问题意识课堂教学学生

在人们的认识活动中，经常会遇到一些难以解决的实际问题和理论问题，并由此产生一种怀疑、困惑的心理状态。这种心理状态促使人们积极思维，认真探究，不断地提出问题和解决问题。对于思维的这种心理品质，心理学上称之为“问题意识”。古今中外一些杰出的学者，都十分重视对学生问题意识的培养。

一、学生问题意识的现状分析

1.无疑可问。传统的结论性教学，教师讲，学生听，学生习惯于教师给出现成的结论或答案。同时，学生的练习和测试也通常是建立在一个问题只有一个正确答案的原则上，这种封闭式教学的结果必然使学生从不怀疑教师给出的结论，而且面对本来就有多种答案的大多数问题也不可能产生探究多种答案的意识。

2.不敢问。从学生心理角度分析，主要是由于他们存在自卑紧张的心理。许多学生怕提不出“好问题”而被老师看轻或被同学取笑，因此他们宁可把问题放在头脑里，也不愿将它提出来。

编者按：本文主要从教育实验的发展脉络；整体主义和科学主义教育实验的第一次合流——八年研究；当代教育实验发展的基本特点这几个方面进行讲述。其中，主要包括：一般教育活动发展而来的教育实验：整体主义教育实验；自然科学实验经由心理学引入教育领域而来的教育实验：科学主义教育实验；实证主义影响下的实验教育学派持续开展教育实验；教育实验与自然科学实验的关系；当代教育实验发展的特点等，具体材料请详见下文：

摘要：在总结近十年来教育实验研究的基础上，通过对教育实验的纵向发展脉络的研究，说明了教育实验分流与融合的发展线索，并论述了它与自然科学实验的关系．

关键词：教育实验整体主义科学主义分流与融台

随着近年来对教育实验研究的不断深人，也积累了不少问题，如：教育实验的概念、本质与特征、分类、功能、评价和科学化等问题．出现了一些以自然科学实验来硬性规范教育实验的做法．为更好地进行教育实验的研究，探索教育实验的规律，有必要对教育实验的发展过程和自身特点及其与自然科学实验的关系进行深人研究通过对近十年的教育实验的定义的检索_l0J，虽然众说纷纭，但在以下几点上都达成共识：教育实验是一种科学研究方法或活动，因而它独立于教育教学实践，是一种专门的科研行为；教育实验主要是在教育教学实践中进行的，因而它独立但不脱离教育实践；教育实验要有理论假设、控制、变革、内外效度(物质目标的建立与测评)_3J．根据以上共识可界定教育实验：教育实验是在教育实践中进行的、根据一定的理论假设，以一定教育目的为指导，通过合理而有条件地控制变量，变革实验因子，从而探索教育规律的一种科学研究恬动．

1教育实验的发展脉络

在教育实验的产生这个问题上，目前主要有两种观点：一种认为教育实验只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经由实验心理学把自然科学实验方法引人教育科研领域的，…因而他们主张用自然科学实验规范教育实验．

摘要：在初中自然科学教学中，激发学生强烈的学习兴趣和学习欲望非常重要，教师应善于诱导学生学会学习、学会创造、鼓励学生勇于探索、创新、求异。让他们自由地、充分地发挥其聪明才智。这既符合我国自然科学教学规律，又能以学生为本，充分培养他们的创新意识和能力。

关键词：初中自然科学；教学；创新能力

教学是一种艺术。教师不仅要让学生懂得知识，更要让学生学会创新。创新是一个民族的灵魂，在当前激烈的国际竞争中，创新成为关键因素它关系到国家的未来、民族的兴衰。随着知识经济时代的到来，世界各国之间的竞争都将建立在知识资源的基础之上。自然学科实验教学是对学生进行创新意识、创造能力培养和提高的一个重要阵地。是我们引导学生自行在探究自然科学的活动过程中培养其创新能力的有效途径。

1、在自然科学教学中培养学生的创新能力意义深远

科学实验是自然科学理论体系的形成和发展的基础,实验教学是自然科学学科教学的支柱和基础,也是培养学生创造性思维的有效途径。因此,初中自然科学教学中培养学生综合的实验操作能力,是中学自然科学教学的主要任务之一。如何结合学生的年龄特点和自然科学的学科特点，开展创造性的教学活动，培育学生的创新能力，这是一个急需广大自然科学教师实践和研究的大课题。创新教育要求学生学习的是解决问题的方式方法,而不仅仅是知识的本身。创新是事物发展过程中量的积累,是量变过程。同时创新又是创造,是事物的突变,是一个全新事物和方法,是事物发展过程中的质变。自然科学的实验教学能够很好的体现这一质变过程。下面就在初中自然科学教学中来探索创新教育的具体实施。

2、教师要不断培养自身创新意识，杜绝墨守成规

1医学的人文科学性质的界定

医学的人文科学性质是相对医学的自然科学性质而言的。医学的自然科学性质十分显著。首先,作为医学研究对象的人,具有自然属性。其次,医学研究和医疗活动具有丰富的自然科学内涵。医学作为一门应用学科对自然科学基础学科、技术学科的依赖非常明显。医学在具有显著的自然科学性质的同时,还具有显著的人文科学性质。首先,作为医学研究对象的人,具有人文属性。人不仅是自然存在物,而且是社会存在物,人之为人,就在于其有精神活动、能够能动地改造环境;人以社会的方式存在,人的生存不仅要与外界交换物质,而且要与他人、与社会发生这样那样的联系;人的健康状况与疾病同人的精神活动、与人赖以生存的社会环境有着直接或间接的联系;医学对健康和疾病的认识也必须建立在对人的精神活动的认识、对人与社会的联系的基础之上。其次,人文科学也是认识人的健康和疾病的重要工具。医学作为一门应用学科依赖于人文科学,包括哲学、心理学、社会学在内的许多学科也是医学发展的基础。这些学科已经或正在为医疗卫生活动、医学研究、医学人才培养提供方法和途径,成为医学发展的重要基础。医学的人文科学性质还突出地表现为,医学研究和医疗活动是以对人的尊重、对人的生命的关爱为基础的,没有对人的尊重和关爱就没有医学,治病救人,提高人的健康水平永远是医学的永恒目标,是医务工作者不懈的追求。医学的人文科学性质与医学的自然科学性质共存于医学活动之中,二者既相互区别又紧密联系,相互交融,犹如一枚硬币的两面,不可分割。人的健康和疾病是自然因素、心理、社会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人们在与疾病的斗争中逐步认识到健康和疾病的自然性质和人文性质,并积累了含自然科学技术和人文科学方法在内的诸多预防、诊治疾病的方法。

2新医学模式的确立与医学人文科学性质的重新发现

综观医学发展的历史,对医学的人文科学性质的主动自觉认识并不是一蹴而就的事情。在相当长的时期里,医学的人文科学性质并未得到应有的重视,甚至被忽略了。时至今日,仍存在模糊认识,仍有人仅仅看到医学的自然科学性质,将医学限定为自然科学。原因何在?这主要根源于医学的内部,是医学自身发展的结果,确切地说,与医学在近代以后的发展直接相关。在古代,无论是东方还是西方,在医家认识和预防、诊治疾病的具有笼统模糊猜测特征的整体观念中是包含着“自然科学”、“人文科学”(这里的“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带引号是因为当时的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还不是16世纪以后的严格意义上的科学)的观念和方法的。西方医圣希波克拉底强调“医术是一切技术中最美和最高尚的”,医生应具有“利他主义、热心、谦虚”的品质,人的疾病与人的生活方式相关;中国唐代药王孙思邈强调“大医精诚”,都是很好的证明。尽管古代医家的人文观念、他们借助当时的人文知识认识健康和疾病现象与医学的原始形态(尚不独立)相关联,在本质上,是一种被动和无奈,但融自然科学萌芽和人文科学萌芽于一体的古代医学注重整体的观念无疑是正确的。

近代以后,情况发生了变化。近代科学技术的发展武装了医学,为医学的发展开辟了道路,使医学日益成为沿着生物学、化学、物理学等自然科学思路和方法认识并解决问题的学科,使医学形成了生物医学的观念和模式。与古代医学比较,精确、清晰成为近代医学的特征。但这只是事情的一个方面。近代医学在注重精确、清晰的同时,不经意地忽略了古代医学的整体观念。其中,包括对社会、心理因素致病作用和预防、诊治疾病的人文科学方法的忽略。用历史的眼光看,这是一种必然,是近代医学发展的代价。因为,当时医学的独立和以科学技术为基础的发展,激发了医生们的兴趣和热情,占用了他们的精力和时间,也限制了他们的视野,使他们看不到医学的人文科学性质,忽略、甚至远离了人文科学。当然,医学的人文科学性质被忽略也有医学之外的原因,与人文科学的发展水平低下有关。提出并重视医学人文科学研究是以当代人文科学研究为背景的。应当说,当前的人文科学研究为医学人文科学研究创造了前所未有的条件。随着医学的发展,医学的人文科学性质终于得到应有的关注。笔者认为,医学的人文科学性质的凸显与医学模式的转换直接相关。生物-心理-社会医学模式对生物医学模式的取代,使人们重新发现了医学的人文科学性质。医学模式转变是在根本的意义上即在关于医学本质的意义上对医学的基本理念、基本原则、基本结构的反思,对医疗卫生服务的目的、原则、方式的反思。

这一反思既是对现代医学进步和医疗卫生服务的理论层面的总结,更是对医疗卫生服务中存在的过分强调医学的自然科学性质、技术性质,忽略甚至无视医学的人文科学性质倾向的纠正。医学模式不仅植根于医学活动,而且反作用于医学活动。在近代医学基础上建立的,促进了近、现代医学的发展生物医学模式,由于其显著的片面性最终成为制约医学发展的桎梏。而以20世纪中叶以来自然科学进步、人文科学进步特别是医学自身发展为基础的生物-心理-社会医学模式,则为医学的发展开辟了广阔的天地。医学进入了人文科学的视野,人们重新看到了医学的人文性质。新医学模式的建立揭示了医学的人文科学性质,成为落实医学的人文科学性质的推动力量。但是,正如新医学模式的落实不尽如人意一样,医学的人文科学性质也未得到应有的重视。因为,新医学模式的确立和在实践中的实施是一个过程,医学的人文科学性质被普遍认同也是一个过程。令人欣慰的是,新医学模式在实践中的实施已经得到了越来越广泛的认同,成为医学研究和临床工作的重要理念和指导思想;医学的人文科学性质也在不断深入人心,成为人们的共识。

一、1955年学部制与“哲学社会科学”概念的体制化

“哲学社会科学”这个新概念在1955年以前的中国文献里是找不到的。据蔡元培先生在《十五年来我国大学教育之进步》一文中的介绍，国立北京大学在民国十年（1921年）决议成立四门研究所，即“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国学、外国文学四门”。[5]蔡元培在1927年的《提请变更教育行政制度之文件》的第二个附件中，也是将“自然科学院”、“社会科学院”、“文学院”、“教育学院”、“哲学院”等作为并列的机构。[6]在50年代以前，中国的“哲学”与“社会科学”并没有合并在一起。为什么在1955年突然就出现了“哲学社会科学”这个新名词？通过部分材料的分析，我们发现这个新名词的产生与建国后文化教育方面的苏联化倾向有着直接的内在因果关系。曾任中共中央宣传部出版处处长的黎澍在《认真清理我们的理论思想》一文中说到建国后许多词语都是由于俄语翻译而产生的，如列宁的《党的组织和党的文学》，1982年被译成《党的组织和党的出版物》，而“资产阶级法权”、“爱国主义”等这些名词，也都是翻译未定，已经用滥了的词语。[7]黎澍的意思是说对这些名词应重新进行深入的研究，从而重建中国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自主性。和黎澍揭示的情况相类似的是，“哲学社会科学”这个词语也是因俄语翻译而产生并接受下来的。

从学术意义上说，学术共同体自身是不可能出现“哲学社会科学”这样不符合学术习惯的概念的。哲学运用其哲学方法展开具体的学科研究时，有“政治哲学”、“文化哲学”、“经济哲学”、“历史哲学”、“艺术哲学”、“科学哲学”等学科，这些哲学分支学科主要是从哲学角度分别研究政治、文化、经济、历史、艺术、科学。但是作为一门学科，在世界学术中从来没有倒过来称呼的，如“哲学政治”、“哲学文化”、“哲学经济”、“哲学历史”、“哲学艺术”、“哲学科学”等，这些名词作为一个学科的概念是不可能成立的。同时，从学术自身的逻辑来说，也只可能出现“自然科学哲学”、“社会科学哲学”、“人文科学哲学”这些更大的哲学学科的分类，也就是说分别从哲学的角度研究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人文科学。在中国“自然科学哲学”作为一个学科主要是指“自然辩证法”。而“社会科学哲学”、“人文科学哲学”这样的概念在世界学术界得到普遍认可，但在中国却很少提起，因为1955年有了“哲学社会科学”这个因俄语翻译而产生的概念后，“社会科学哲学”这个真正学科性质的概念反而很难产生了。[8]于是一个独特的概念生态现象就出现了。

从现有出版材料来看，“哲学社会科学”这一固定概念最早是在1955年提出来的。“哲学社会科学”这个概念的产生和1940年“民族形式”概念的产生情况十分类似，都是受到了苏联的影响。据郭沫若介绍：“‘民族形式’的提起，断然是由苏联方面得到的示唆。苏联有过‘社会主义的内容，民族的形式’的号召。”[9]“哲学社会科学”这一固定概念同样也是受到了苏联的启发而产生的。1949年11月，中国科学院正式成立。6年后，在此基础上又成立了学部，正式成立学部也是受到苏联的影响。竺可桢在1955年3月15日的日记中说：“从1953年2月去苏联学习科学院的组织后，才决定成立学部，分为数理化、生物地学、技术科学及社会科学4部门。筹委会共73人，成立以后就要建立集体领导机构。”[10]1955年6月1日，中国科学院学部成立大会在北京召开，大会宣告成立四个学部：物理学、数学、化学部；生物学、地学部；技术科学部；哲学社会科学部，并选出了四个学部的常务委员会。[11]6月2日，中国科学院院长郭沫若作了《在中国科学院学部成立大会上的报告》，报告中说：“解放以来，我们一直在遵照的指示，进行着思想改造的自我教育。特别在1952年与1953年之交，中国科学家和整个文化教育工作者一道更集中地进行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学习。”[12]细读郭沫若工作报告，可以感受到当时学术的政治色彩，而“哲学社会科学”的概念以“哲学社会科学部”这一体制化的形式出现了。

“哲学社会科学”和“哲学社会科学部”这两个概念略有差异，前者是学科概念，相当于传统意义上的文科，而后者是一个文科规划与管理的机构，是“哲学社会科学”的执行部门。“哲学社会科学”概念一出现就体制化了，从而具有与生俱来的政治意识形态特征。中国科学院学部是当时国家在科技方面的最高咨询机构，负责国家的科技规划，而之所以成立中国科学院学部而不建立院士制，据曾任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副主任、宣传部副部长的龚育之的介绍，是因为1953年中国科学院访苏代表团回国后，想学习苏联的院士制，但是当时中国有些学科水平不行，于是就有了一个先不搞院士，先搞一个学部委员的想法。另外，传统的院士制有一个特点，叫“院士自治”，这样就可能发生科学自治与国家领导之间的矛盾。苏联建国初期就发生过这个问题，后来花了好大力气才逐渐解决。同时也不打算承袭国民党时期的中央研究院的院士制，而是另起炉灶，成立学部。搞了这么一个学部委员的制度，并不是说不搞院士制，而是搞院士制的条件还不成熟。[13]

因此从表面上看，中国科学院学部成立的直接起因是想要借鉴苏联从事科学规划与管理的经验，同时又根据自己的实际科学水平作了一个折衷的处理，先成立学部，等科学水平上去后再实行院士制。但实际上根据李真真的研究，暂不设立院士制的主要原因在于：苏联的院士权力太大；中国与苏联的情况不同，中国的科学家中党员少，科学家的思想体系还是旧的，还没有完成观念上的根本转变，这样很难保证党的领导，保证党的方针政策的贯彻执行。甚至有人认为提出设院士是向党夺权，而设学部，其委员的条件及权力自然均可降低。而科学界内部的需求与党的政治目标的互动首先体现在学部制还是院士制的选择上，而这种选择本身既是这种互动的结果又蕴含了对学部的权利的限制。[14]在学部制与院士制的制度选择上，谢泳的研究也揭示了1948年的院士选举是学术超越政治，而1955年的学部则是政治干预学术，体现了对科学家的不信任，其学部委员是高度意识形态化的，当时负责意识形态部门的主要官员都是学部委员，而延安知识分子在新意识形态建立过程中往往比高层更左倾。所以从1948年的院士制到1955年的学部制标志着中国科学体制由落后代替先进。[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