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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民族文化多样性的文化生态学解析

文化多样性是人类社会发展的源泉和动力之一，也是人类文明发展的象征。一个民族之所以区别于其他民族而存在，就在于这个民族有自己独特的民族文化。从文化生态学角度来看，民族生态位决定了民族文化的多样性，民族文化多样性是民族文化生态平衡的基本条件，也是民族文化生存和发展的基础。

“文化生态”是文化生态学最基本的概念之一，最初的文化生态学是作为美国人类学的一个分支出现的。1955年，美国文化人类学家J.H.斯图尔德首次提出“文化生态学”的概念，倡导建立专门学科，以探究具有地域性差异的特殊文化特征及文化模式的来源。此后，文化生态学为越来越多的人类学家和生态学家所重视，逐渐形成一门新的学科，其理论和概念主要是用来解释文化适应环境的过程，认为人类是一定环境中总生命网的一部分，在这个总生命网中引进文化的因素，即在生物层上建立起一个文化层，两个层次之间交互作用、交互影响，形成一种共生关系，这种共生关系不仅影响人类一般的生存和发展，而且也影响文化的产生和形成，并决定着不同的文化类型和文化模式。也就是文化生态学所要研究的是环境所导致的文化变迁[1]。

首先，民族文化多样性的产生是由民族生态位决定的。生态位是生态单元在特定生态系统中的地位和作用，是生物个体或物种可以在其中不受限制地生存下去的多维生态因子。生态位有两层含义：其一是对某个生物个体或种群来说，它在种群或群落中的地位与功能，包括空间、时间、营养及与其他生物个体或种群的相互关系；其二是环境所提供的资源谱和生物对环境的生态适应度[2]。在民族生存和发展过程中，每个民族都拥有具有特定空间和资源基础的共同地域，这就是每个民族特定的生态位。不同民族的生态位是民族间均势妥协的结果，各个民族在特定生态位上，受他们赖以生存的自然环境的影响，形成了本民族特定的民族文化。而民族间均势的改变，相应的造成一个民族对另一个民族生态位的侵入。由于生态位的改变，对入侵的民族或对被征服的民族而言，都改变了他们原有的和自然环境的关系，从而使他们原有的民族文化发生变化。由此可见，特定的民族在特定的地域为适应特定的环境产生了本民族的文化特质，生存环境和经济生活的多样性造就了民族文化千姿百态的个性特征。不同民族文化特征所赋予的价值观念、道德意识、行为偏好、选择方式等，成为民族特定的文化价值标准，使每一个民族文化都有各自的独特风格和内涵。

其次，民族文化多样性的存在和发展是由文化生态决定的。文化生态是影响文化生存、发展各要素的有机统一体，它包括文化的自然生态和社会生态两方面，是由特定民族的生活环境、生产方式、生活方式、风俗习惯等文化因素构成的，是追求人与自然协调发展，维护人类与自然界共存的共同利益，使人口、环境和资源良性循环的文化体系。民族文化生态是特定民族的物质、制度和精神文化的有机组合，是民族生存和发展的重要条件。民族传统文化是各民族在千百年的生产生活实践中形成的，它是各民族人民群众生活生产的精神财富，也是各民族精神联系的血脉，是各民族最持久的特征。语言文字、文学艺术、建筑服饰、医药体育、风俗节庆、婚丧嫁娶、宗教信仰、生产技术、民族历史等都是各民族文化延续发展的重要形式。一个民族及其文化，其生成和发展离不开特定的环境，这一特定的环境就是民族文化赖以存在的文化生态。按照文化人类学家的观点，人类不仅是生物意义上的人，同时又是文化的产物，人类生理功能在发展进化的同时，人类自身又在文化进化的基础上发展起来。文化不仅是人类文明进化的产物，也是人类与外部环境相协调和适应的手段和途径，因而文化的本质和特征与人类生存的自然生态环境和文化生态环境密切相关。不同种族、不同地域的文化现象、文化差异、文化模式，是人类为了适应自然条件、生产力发展水平等所做出的选择。

最后，民族文化多样性的消失将导致文化生态平衡的破坏。与自然界的生态系统一样，文化生态体系也可以作为一个系统来看待。在系统内部，它是由不同层次的子系统要素按一定的规律组成的有机整体，各种内部要素相互制约、保持动态平衡。例如，各民族饮食、服饰、居住、语言、信仰、观念等民俗文化共同构成了类型多样、稳定有序、互动共生的民族文化系统整体。生态观是一种整体观、协调观，也是一种运动的发展观。因此，民族文化生态系统平衡是一种相对的、整体的平衡，即不同时代、不同地域、不同民族以及不同文化形态之间的相对平衡。按照生态学原理，当生态系统达到动态平衡的最稳定状态时，它能够进行自我调节和维持自身的正常功能，并能在很大程度上克服和消除外来的干扰，以保持自身的稳定。当生态系统的构成要素减少，系统整体性遭到破坏，则生态平衡无法维持，系统也将失去正常功能和生命力。民族文化形态的多样性是文化生态系统生命力和活力的表现。不同民族不同形态的文化作为文化物种链上的一环，各有自己的生态位，彼此关联，保持着文化生态系统的相对平衡。如果文化种类减少，甚至不断灭绝，文化环境遭到破坏，人类的文化生态平衡就会遭到威胁。正如自然界一样，单一的物种无法维持生态系统的平衡，单一的文化物种也不适合人类社会的发展。在日益趋同和现代化的现实世界中，就像人类需要多样性生物、洁净的水源和清新的空气等良好的生态环境一样，人类对拥有丰富多彩的文化模式的需求也日益增强。

完善农产品市场体系，把通过流通环节的间接补贴改为对农民的直接补贴，是党中央在十六届三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和××年号文件中明确确定的粮食补贴改革的方向。然而对于如何继续推进粮食流通体制改革，完善并实现对农民的直接补贴，目前却存在着许多不同的意见。本文结合世贸组织有关要求和我国实际对我国农业补贴改革的基本思路作一思考。

一、遵循的原则和要求。我国是一个农业大国，而农业又是弱质产业，为了认真贯彻落实××年中央号文件明确规定的要求，实现农业增效、农民增收、农村经济发展，全面建设农村小康社会，必须积极、充分地利用世贸组织《农业协定》的“绿箱”和“黄箱”政策，借鉴发达国家农业补贴方式，改革我国现，行农业补贴方式。当前，要根据我国课题论文财政状况，调整现行农业补贴范围、对象、项目、方式及计算依据，安排农业补贴总额及比率等，特别要改革和完善我国粮食风险基金补贴范围、对象、方式和计算依据，进一步完善和发展我国农业补贴为实现农村小康社会宏伟目标服务。

二、发挥农业补贴政策职能。我国农业已由计划经济全面向市场经济转轨，按照世贸组织规则要求，实行更加自由化和市场化政策，必须充分利用农业补贴政策，引导好、保护好、发展好广大农民农业生产积极性。利用农业补贴政策，帮助农民开发、经营土地，推广应用新品种、新技术、新工艺，推进农业产业化、集约化经营。

三、改革过去的农业补贴方式。要缩小农业补贴范围，发挥补贴效果。要改变过去补贴范围广、补贴面大、补贴资金分散的状况，把农业补贴集中用于农产品价格的补贴。目前要集中用于粮食主产区等特定区域，农民等特定群体，粮食、棉花等特定品种的补贴。但对课题论文粮食生产补贴的力度还不大，粮食风险基金直接用于农民的补贴还没有完全到位。要改变农业补贴形式，实行直补、明补。要将过去直接补贴给收购、加工、储备、保管、运输等环节变为直接补贴给生产环节，即直接补贴给农民。

四、对高优品质粮食进行倾向性补贴。要按地区特点的比较优势，建立并推行高效、优质粮食倾向性补贴制度，利用农业补贴资金优势引导农产品生产向优势产区集中，推动农产品生产向专业化、优质化、规模化方向发展。

五、推行自然生态补贴制度。要利用农业补贴资金优势，改善地力、提高肥力、恢复林地、草地、湿地等自然生态环境，推动地力结构改善，提高土地产出率，遏，止土地荒漠化、水土流失，促进国土资源的持续良性开发利用。要进一步完善我国实行的西部退耕还林（草）工程，对退耕还林（草）的农民继续给予以粮代赈的农业补贴，以恢复和保护良好的自然生态环境。

受知识经济、网络经济、经济全球化以及自然条件的影响，当今世界的社会经济发展环境正发生着深刻的变化。处在这种时代大环境中，可持续发展问题显得日益突出，对可持续发展成本的研究越来越受到人们的重视。党中央把可持续发展问题正式列入重要议程，并且提出科学发展、和谐发展的新观点。目前，理论界对可持续发展成本的研究也仅仅停留在环保成本的研究，而对受社会人文环境影响的人文成本却未受到重视。笔者试图从广义角度研究可持续发展成本问题，并命名为“可持续发展成本”。

一、可持续发展成本的理论成因

“发展”永远是人类社会不变的主题，创新则是“发展”不竭的动力。可持续发展的提出，是人类经过实践摸索和理性反思后在认识上的一次突破，也是人类思维方式和观念更新的一种表征。可持续发展问题是全人类共同的问题。可持续发展战略的实施过程，即是通过知识的创新和技术的创新活动去协调和解决经济发展与保护资源环境的矛盾，使人类社会系统与地球及其周围的自然系统保持和谐、均衡、共生的过程。因此，笔者认为，可持续发展具有以下特点：

(一)层次性。根据可持续发展所考虑的主体不同，可持续发展可分为微观、中观、宏观三个层次。微观可持续发展指局部、个体的可持续发展，如企业、乡镇等；中观可持续发展指区域、行业、集团的可持续发展，或省市、集团企业范围内的可持续发展；宏观可持续发展是指国家整体的可持续发展，也可延伸为全球性的可持续发展问题。

(二)针对性。可持续发展不是凭空提出来的，而是针对影响可持续发展的因素，如人口、资源、环境、科技等提出的，这些因素将影响到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因此，可持续发展会计围绕这些因素的变动情况对可持续发展进行反映和控制。

(三)目的性。可持续发展的目标是使社会经济得到发展和创新。发展是社会经济进步的导向，创新则是社会经济发展的动力。可持续发展会计的目标就是根据可持续发展的特点，从价值方面反映和控制可持续发展的社会经济代价以及给人类社会带来了多少好处，以评价宏观、区域或局部社会经济绩效，为经济决策服务。

旅游者的出游目的主要出于审美和求知等精神需求。旅游也不仅仅停留在游山玩水的感官愉悦的观光旅游层次上,也是一种满足高层次的增长知识的需求。这就要求我们要开发具有文化品位、能够满足旅游者文化需求的旅游产品。由此可见,旅游与文化的关系非常密切,旅游既是对文化的消费,同时也创造文化。（我没有从作者的表述中看出来旅游怎么创造文化）二、旅游对文化变迁的影响明确了旅游和文化的关系,就不难看出文化旅游会引起文化的交流碰撞从而推动本土文化的变迁,他可以导致地方文化的商业化,创造一种新的文化态势———文化旅游。

民俗旅游是一种高层次的文化旅游，由于它满足了游客“求新、求异、求乐、求知”的心理需求，已经成为旅游行为和旅游开发的重要内容之一。国内一次抽样调查表明，来华美国游客中主要目标是欣赏名胜古迹的占26％，而对中国人的生活方式、风土人情最感兴趣的却达56.7％。如此看来，民俗风情旅游不仅仅成为政府部门发展经济、吸引外资的重要文化资源，而且也已经成为满足西方人想像、“了解”中国人生活方式的一种途径。但是，当我们怀抱全球化的语境联想，以此审视中国当下文化情境中的民俗旅游的时候，当我们考虑到民俗作为一种生活文化所具有的生态性原则的时候，我们有理由忧虑的是，民俗风情的旅游越来越抛离其原生的文化生存语境，已经彻底仪式化了。当民俗生活失去其生存土壤，被抛置于戏剧化、仪式化的场景之中，成为观赏和被观赏的对象，不是一种自然的、原生态的生活状态的时候，我们需要追问的是，民俗文化曾经被现代性话语斥之为“落后”、“迷信”的被改造的对象，曾经代表着现代化的过去，是古老天真、混沌蒙昧的代名词——尽管在当下中国的文化情境中，民俗文化在很多情况下依然被想像成为天真蒙昧的代名词——但是，在人们的潜意识中被如此界定的民俗文化是如何纳入到民族国家的现代化话语之中？在全球化的语境下，民俗文化又是如何被编织为民族文化的主要象征？民俗文化旅游事业的兴旺，其背后所支配的是一种什么样的意识形态与权力？我们不得不承认，民俗文化旅游由于权力政治与资本的原因而注入了意识形态与商业经济的因素，作为一种具有独特文化意蕴与价值的符号体系，越来越成为空留下承载原有意义的形式外壳。不仅如此，在全球化背景下，民俗旅游已经成为全球化的一种表征，越来越成为人们娱乐休闲、摆脱生活压抑的一种方式，民俗风情旅游已经成为发达地区人们寻异猎奇的对象，是满足西方人对中国社会的想像之途径，随着民族国家内部地区间经济文化的差距日益凸显，也已经成为地区间文化想像的文化符号。

民俗文化旅游体现了后现代时期文化的诸多特点，真实的实在转化为各种影象，时间碎化为一系列永恒的当下片断，用一种典型化的或者缩微的方式展示某一族群或者社区具有深厚历史意蕴的民俗文化，真实的生活物化为一堆了无生气的建筑、戏剧化地想像为一套千篇一律的仪式，这本身就已经将一个族群或者社区的历史与文化凝聚于当下的时空当中，历史与文化平面化、瞬间化了。旅游部门一再强调，民俗文化旅游的意义与价值在于体验异文化情调，而且是活生生的、真实的生活展现，旅游者将看到原汁原味的民俗文化，体验一次充满异域情调的旅游探险，种种煽情的语言激起旅游者的无限遐想。但是，民俗文化旅游从策划、设计规划、投资建设、推向市场等等一系列步骤都表明，旅游部门向大众推出的是一种可供消费的文化产品。在这一文化的再生产过程中，无论是采用主题公园、博物馆的形式，抑或原生自然式的民俗生态旅游，都首先着眼于文化再生产与市场的逻辑，民俗文化在当下市场境遇中所具有的交换价值主宰着旅游者对民俗文化的接受。因此，无论民俗文化村展示的各族群的民俗文化如何逼真，甚至让你感受一种所谓的真实体验，从其作为一种文化工业的再生产过程而言，它与许多地方为了获得文化的交换价值蜂拥而上拙劣地展示的地方民俗文化之间没有多大区别，都是在当下文化情境中的文化复制。民俗文化实际上已经沦为一种仪式的展演，失去了民俗生活所具有的历史感与当下性，貌似展示了无限丰富的地方民俗文化生活，民俗文化旅游的市场化实质却分明戳穿了民俗文化旅游的个性化、地方化的谎言。作为一种文化工业，它威胁着文化的丰富个性与创造性，其实是一种同质化的大众文化。民俗文化的主题公园试图以奢华浮靡的宏大排场来展示、汇集不同族群民俗文化的典型场景，这种民俗博物馆的形式只不过就是对世界的仿真物，人们在参观游览的时候，并不探求一个可靠的、仿真之前的实在，而只需要投入当下的情感去体验现实的游戏。民俗文化主题公园实际上是一个消费、娱乐、休闲的场所，在中国当下的社会文化情境中，它是社会性与工具性的产物，主题公园遵循的是消费主义的市场逻辑，它是大众欲望、权力政治与大众媒介等等诸多社会关系的产物，消费主义的逻辑渗透到主题公园设计的每一个环节。

人类追求自身尽善尽美的生存空间，是建立在与大自然和谐共存基础之上的，同时更不能丢掉几千年文明的成果，破坏我们的文化生态环境。那些错落有致的村落布局，那些与人身相依的服装饰品，那些曾在中国土地上运行了几千年的车轮，如此等等，中国人的衣食住行用直接体现了中国人的传统生活方式，这些宝贵的人文资源环境不能无休止地被丢弃和践踏。我们绝不能重复要科学就忽视人文，要现代化就要丢弃传统的愚昧作法，社会的发展也绝不允许以人类创造的科学技术来残害我们的文化生态和人文精神为代价。传统优秀文化在当代是一种无形的资源和有形的文化资产，那些传统的手工技艺、审美情怀、营造法式、风水学说等，无不暗含了人与自然的关系，并终始关怀着人与物、人与自然的和谐。我们认为，对文化生态的认识与保护，应借鉴国际社会对自然生态保护的经验，提倡"可持续发展"的战略，建立尊重文化的时代风尚，认识社会现代化建设与文化生态的关系。如果我们依然没有意识到文化会塑造一个民族的精神，那么弘扬民族文化就成了一句空话。尽管传统手工艺已走过了几千年，成为一种文化遗存，但它是工业社会的前身，在信息社会也仍有它生存的空间。21世纪国际社会将呈现出经济的一体化，但文化恰恰需要民族化，需要个性化。

我国旅游业以前所未有的速度迅猛发展，特别是近20年来取得了辉煌的成就。就我国旅游创汇而言，1978年我国居世界第41位，到1998年居世界第7位。旅游以及相关的产业，可以说是从无到有、从小到大地飞跃发展，并将逐步成为世界旅游强国和我国国民经济的支柱产业。世界旅游组织在新世纪展望报告中曾预测，在未来的几年间，全球的旅游业仍将保持较高的增长速度，并对中国旅游业寄予很大的希望。据业内人士预测，到2020年，中国将成为世界最大的旅游目的国第四大客源国。这种预测来自中国经济的持续发展和对旅游事业的投入，因为中国的旅游资源极为丰富，自然及文化遗产丰厚，具有东方文化的典型性和代表性，一些文化旅游项目层出不穷。另外，旅游资源包括旅游文化商品、旅游纪念品等相关的产业，这些产业仍处于刚刚起步的阶段，有较大的发掘潜力，但同时也应看到，目前的旅游产业与丰富资源的开发未形成同步发展的局面，亟待开发。如果政府部门、旅游部门、工艺产业部门都能把它们作为一种旅游产业来对待，有针对性、预测性、地域性和创造性地加以开发，可以想象，它不仅可以改变我们目前的旅游环境，充实游览内容，增强文化氛围，同时又能增加创汇收入，更能吸引旅游者对旅游景点深刻全面的认识。特别是少数民族地区的旅游资源，多为自然风光，缺乏人文的内容，在开发旅游项目时，让旅游者在欣赏自然风光的同时，又能体验到少数民族的文化。对少数民族地区的旅游开发，应体现民族文化特有的因素，让旅游者能亲身感受到他们对自然和文化的认识，并能参与一些民俗活动，参与有代表性的手工艺制作和艺术审美的活动，从而增强少数民族旅游资源的人文含量和文化品位。如果旅游资源与旅游资产能同步开发，在未来20年间，我们国家再争取获得世界自然和文化遗产的话，有可能取决于少数民族地区自然风景和富有典型性的民族文化资产。如何合理利用自然资源，开发文化资产，促使自然生态保护与文化生态保护同步发展，旅游产业开发与地方经济同步发展，旅游资源的优势与旅游文化资产同步发展，这是时代赋予我们的历史责任。这是我们保护传统民间文化、民间艺术的措施之一，也是对人类文明的一种保护与弘扬，对中国文化的传播与弘扬。

参考文献:

编者按：本论文主要从自然生态区生态系统服务价值评估；旅游资源开发的风险损失评估；旅游资源开发的损益分析等进行讲述，包括了自然生态区生态系统服务功能的价值、生态系统服务功能价值评估、旅游资源开发风险评估步骤与方法等，具体资料请见：

【摘要】旅游资源开发会破坏原有生态系统，导致生态服务功能价值降低，这一点应受到充分重视。文章针对以上两个方面问题进行相关研究与理论探讨，提出包括自然环境价值与生态环境风险损失在内的旅游资源开发损益评估方程。希望通过这种方法，对资源开发风险进行先期评估，提前预防，尽量减少其开发损失，促进旅游业的可持续发展。

【关键词】旅游资源环境经济价值生态系统服务价值风险损失损益分析

随着旅游业的迅速发展，它对于生态环境社会等方面的消极影响逐渐暴露出来。如何对开发利用进行合理的规划，在开发中保护生态环境，使区域社会经济与生态环境协调持续发展是目前首要研究的问题。自然生态环境具有价值，生态服务功能是人类生存与现代文明的基础，科学技术能影响生态服务功能，但不能完全替代。

旅游行为具有两重性，一方面旅游行为能够促进社会经济和文化的发展，另一方面也加剧了环境耗损和地方特色的消失。当前，对于旅游业这两方面的作用，人们往往注意前者而忽视后者，认为其是无烟产业，投资少、见效快、产出高，而旅游消费又是一种精神消费过程，旅游资源不存在枯竭问题。实际上，过度开展旅游活动、不合理开发和游客的大量涌入，也会排出废物、污染环境、消耗资源。主要包括：自然环境的污染与破坏、自然资源破坏、旅游资源破坏、生态破坏、社会污染。

一、自然生态区生态系统服务价值评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