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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关键词】:基督教;理性;现代科学
【论文摘要】:文章从基督教文化中的理性精神、教会学校对科学的催化作用、基督教的自然观和"事实"原则对现代科学的推动作用四个方面论述基督教与科学并非截然对立,相反还孕育了科学精神
通常说到科学与宗教,总认为是水火不容、你死我火的对立关系,因为宗教信仰是非理性的,因而也是非科学、反科学的。很多人认为欧洲的中世纪,基督教占统治地位,科学为异端,科学成了神学的奴婢,教会还大肆地扼杀科学精神,宗教裁判所残酷迫害科学家,因而中世纪是黑暗的。宗教史上教会迫害异教徒、排斥科学的现象无疑是存在的,但不能由此认为教会和教职人员都是排斥、反对科学的,甚至以为宗教整个地与科学相对立。我们不否认宗教的非理性成分,但是,如果我们因此只将希腊式的自然哲学视为理性与科学性,而将希伯来-基督教看作非理性、非科学,那就有失浅薄了。这样既误解了宗教和信仰,又误解了科学和理性。如果按照科学的尺度,信仰确非真理,但不是真理就一定不是理性吗?这是值得反思的。
一、基督教文化中的理性精神
从科学史的角度看,古希腊自然哲学与希伯来-基督教的自然观、宇宙观是不一致的。古希腊的科学思想总体上是一种唯理论的哲学观,而基督教则是倾向于经验论的哲学观。然而这两种理论观念构成了进现代科学发展的世界观和认识论基础,尽管这是两种不同的科学思想观念,但从源头上看,古希腊哲学的理性精神影响了基督教,并以之作为一种渠道延续并影响后世。古希腊的科学理性精神构筑了基督教的天国理论的大厦,这本身也催化了信仰时代科学精神的萌生。"事实上,中世纪理性或逻辑思维的水平已经达到了相当的程度,并不比现代差多少。托马思·阿奎那的体系不仅是信仰的充分表达,而且是人类运用理性建造的一个思想殿堂。"[1](p404)可见,理性思维是基督教的一种基本的认识与思维方法。因此,正如我国文化学者启良先生所说"有关上帝的学说同样是一种自然哲学,同样是一种科学理性。如果我们将泰勒斯的''''水'''',赫拉克利特的''''火'''',巴门尼德的''''存在'''',柏拉图的''''理念''''都归于理性的范畴,为什么不能将''''上帝''''看作理性的概念呢?如果把希腊探究自然本原和秩序的学说看作科学理性,为什么不将同样表现为对自然本原与秩序的探究的上帝学说看作科学理性呢?"[2](p341)这些问题或许还可继续讨论,但应肯定基督教文化中科学理性的存在。对此,我们进一步考察基督教与科学发展史的实际联系。
二、教会学校对现代科学的催化作用
论文关键词:传统文化;天人合一;主客二分
论文摘要:分析了中国传统文化中天人合一思想和西方传统哲学中主客二分思想的利弊,以及这些思想对当代的影响;提出面对严峻的生态危机挑战,重温中西传统文化有关天人关系的思想,对正确处理人与自然关系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在宇宙中,地球是我们至今所知道的惟一有生命存在的星球,人类是地球生命系统的一部分,是大自然长期进化的产物,也是地球上惟一有完整的知识系统、价值系统和道德系统的高级生物。人类被称为万物之灵,但不是万物的主宰,不能脱离自然而存在,应当和自然和谐相处,否则就会自毁家园。对人与自然关系的这种认识,经历了一个相当漫长的历史时期,从对自然的恐惧、取媚、亲和,到人与自然的分化、对自然的探索和征服。当人类终于可以高昂着头颅蔑视自然的时候,也受到了大自然无情的惩罚,人类最终不得不重新审视自己在自然中的位置。在人类对自然的认识过程中,人性的发现、人类崇高地位的确立,是人类摆脱自然和社会奴役的精神力量。而当人类把自己视为自然的主宰,任意破坏和掠夺的时候,猛然醒悟已经走到了绝路。今天,当我们面对全球性的生态危机、环境恶化的势态,不得不考虑走一条可持续发展的道路,而要实现这一长远目标,就必须确立一种人与自然关系的现念。
当然,要纠正人们长期形成的错误认识,决非一朝一夕的事情,我们在讨论人与自然关系的现念之前,有必要对人类对自然的认识历程进行认真地反思和清算。
一、天人合一—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天人观
人与自然的关系,在中国古代哲学史上被称为天人关系。东方民族习惯于或者说更擅长于将“天”与“人”置于一个彼此相连的大系统中,来思考两者之间的关系。中国古代哲学史上的“天人合一”、“道”、“气”等哲学命题,都体现了东方文明中“天人合一”的思想。这种思想有三种表现形式:以孔孟为代表的儒家“天人合一论”;以庄子为代表的“天人交融论”和以荀子为代表的“天人相分论”。
本文的主要目的是考查谢林的自由概念。象谢林一样,要考察自由的概念就必须考察与自由相关的各种对象,包括自然、人的本质、上帝和恶等概念。这些概念是谢林理解人的自由概念的境域。本文将对谢林的《自由论文》进行全面的解读。谢林曾经多次说过自己36岁时写下的《自由论文》(全称为《关于人类自由的本质及其相关对象的哲学研究》,1809)是他的著作中最重要的一篇。《自由论文》堪称谢林一生屡遭失败的探索中的一个辉煌的顶点。“它是谢林最大的成就,它同时是德国哲学最深刻的著作之一,因而也是西方哲学最深刻的著作之一。”海德格尔的谢林评论是他生前(1971年)发表的三个重要的讲稿之一,另两个是荷尔德林和尼采的讲稿。因为,海德格尔认为谢林和尼采是探索(由荷尔德林所开启的)新开端的两个失败者。
海德格尔试图纠正理解黑格尔与谢林关系的传统形象,说谢林是德国古典哲学的顶峰和终结者,而“这篇独特的论文达到了德国唯心论形而上学的顶峰”,是“稀世罕见之作”,是整个德国哲学最富创造力、最深刻的著作之一。因为,“谢林真正是整个德国哲学一个时代中最有创造性和跨越度最广的思想家。他从德国唯心论的内部推动它,并使它超越它自己的基本立场。”这一评论成为谢林复兴中的一个强音。海德格尔在谢林的自由问题取向上将他引为同道,并把谢林思想的任务称为“追问存在的真义”。早在1795年2月4日给黑格尔的信中,谢林就说:“在神性的自由之外没有别的解释世界的原则。它只有通过自身展示和证明自己”。“整个哲学的起点和终点就是自由。”谢林的自由的体系的任务是思索同一性的根据本身。海德格尔认为,谢林建立了一个相当于康德的纯粹理性批判的“恶的形而上学”,通过神智论对神正论的回答,深入到整个西方形而上学最根本的本体论神学的基础之上。
海德格尔的两部解释谢林的著作对谢林研究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海德格尔对谢林的第一部解释著作《谢林论人类自由的本质》(1971)不象其两部《康德书》那样富有争议。海德格尔认为,“谢林的论文之所以是最深刻的哲学著作之一,恰恰是因为在一个独特的意义上它同时既是本体论的,又是神学的。”海德格尔认为,西方最根本的特征就是哲学与神学一体的结构,相对于西方哲学的本体论神学这一特征而言,非西方的思想都是“非哲学”且“非神学”的。而谢林则是“哲学与神学之间”或者说“调和基督教与哲学”的最明显的代表。这种十九世纪的“调和”或“中介”,与其说是现代的基督教的世俗化,不如说是现代哲学的基督教化。“哲学与神学之间”的蒂利希(1886-1965)受谢林的影响最大,他说过,是谢林决定了他的哲学和神学思想的发展。在第二部对谢林的解释著作《再论谢林》(1991)中,海德格尔完全将谢林置于他的西方形而上学历史命运的视角中进行解释(即形而上学作为本体论神学),尤其是谢林的意志概念。可以说,对谢林的《自由论文》的两部解释是海德格尔讨论本体论神学主题的重要文本。在《我进入现象学之路》(1963年)一文中海德格尔说:“从布莱格那里我第一次听到谢林和黑格尔对于整个根本上不同于经院哲学的教义体系的思辨神学的重要性。就这样,本体论与思辩神学之间的张力作为形而上学的结构便进入了我的研究领域。”这就是海德格尔本体论神学思想的最初的起源。
谢林的《自由论文》是哲学史上的毫无争议的一个经典,赫费(OtfriedHoeffe)于1995年主编了经典解释系列中的《自由论文》的解释。从这篇论文中文可以看到谢林的哲学天才和挥洒自如的文笔。谢林的自由概念不仅是吸取了奥古斯丁、路德、斯宾诺莎、莱布尼茨、康德的自由概念,而且还加入了德国神秘主义和基督教的思想因素。因此可以说,谢林的自由概念是一个哲学与神学的综合性的概念:既有实在论的因素,又有观念论的核心;既有恶的可能性,又有善的原初地位;既有个体的自由,又有神性的必然性。谢林并未将自由概念视为一个不言自明的前提,而是视为人之为人以及哲学之为哲学一直有待追问的问题本身。
谢林的《自由论文》以“对人类自由的本质的哲学探讨”一句开篇,(《谢林全集》标准编号,第一辑第七卷,I/7,336;汉译,页258)直接提出两个任务:第一,从自由的感觉和独特的事实感经过感官之外的理智、在经过意志,最终将其上升为认识、知识、概念;第二,由这一概念开始探讨它与整全的体系的关系,或者说它在整全的体系中的位置。紧接着谢林十分紧凑地指出,自由的概念决不能作为一个从属的概念,而必然是要在这个体系中成为核心。因为,正如谢林在后面所说的那样,谁如果体会到了自由的感觉和独特的事实的话,谁就必然要把这种感觉贯穿到整个世界之中,并且要使自由的概念成为哲学的“一”与“全”(I/7,351;页272)谢林马上又代一般人(尤其是我们时代的哲学)设问:既然自由是与体系是不相容的,那么一种自由体系是如何可能的呢?谢林回答道,自由的体系至少存在于上帝的理智之中。稍后谢林解释道,这是因为圣经本身就证明了自由就是我们信仰地存在和生活于上帝之中。(I/7,340;页261)就这样,谢林仅仅用了不到一页的篇幅就将自己的问题域与问题方式阐述得清清楚楚。
接着,为了论证个体自由存在于上帝之中,谢林就将自己一下子推到了为斯宾诺莎的理性主义的泛神论体系辩护和重新解释的任务之中。海德格尔说:“斯宾诺莎总是重新引起整个德国唯心主义思想的注意,并且同时也把他们置于矛盾之中,因为他使思想从绝对者开始。”上帝作为一切存在的根据的斯宾诺莎泛神论必须被证明,它同时也是每一个个体得到其独立性的体系。也就是说,斯宾诺莎的泛神论并不象通常不假思索地认为的那样,是与莱布尼茨的单子论相对立的,恰恰相反,无限实体只是相对于有限而言,但是它并不排斥特殊性,而恰恰要以承认特殊性为前提的。(I/7,344;页266)谢林以莱布尼茨所理解的“先行与随后”关系的同一性概念打通了斯宾诺莎与莱布尼茨二人的体系。(I/7,342;页264)这样谢林就完成了第一步,确立了这一体系的实在性。
本质及其相关对象的哲学研究》,1809)是他的著作中最重要的一篇。《自由论文》堪称谢林一生屡遭失败的探索中的一个辉煌的顶点。“它是谢林最大的成就,它同时是德国哲学最深刻的著作之一,因而也是西方哲学最深刻的著作之一。”海德格尔的谢林评论是他生前(1971年)发表的三个重要的讲稿之一,另两个是荷尔德林和尼采的讲稿。因为,海德格尔认为谢林和尼采是探索(由荷尔德林所开启的)新开端的两个失败者。
海德格尔试图纠正理解黑格尔与谢林关系的传统形象,说谢林是德国古典哲学的顶峰和终结者,而“这篇独特的论文达到了德国唯心论形而上学的顶峰”,是“稀世罕见之作”,是整个德国哲学最富创造力、最深刻的著作之一。因为,“谢林真正是整个德国哲学一个时代中最有创造性和跨越度最广的思想家。他从德国唯心论的内部推动它,并使它超越它自己的基本立场。”这一评论成为谢林复兴中的一个强音。海德格尔在谢林的自由问题取向上将他引为同道,并把谢林思想的任务称为“追问存在的真义”。早在1795年2月4日给黑格尔的信中,谢林就说:“在神性的自由之外没有别的解释世界的原则。它只有通过自身展示和证实自己”。“整个哲学的起点和终点就是自由。”谢林的自由的体系的任务是思考同一性的根据本身。海德格尔认为,谢林建立了一个相当于康德的纯粹理性批判的“恶的形而上学”,通过神智论对神正论的回答,深入到整个西方形而上学最根本的本体论神学的基础之上。
海德格尔的两部解释谢林的著作对谢林研究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海德格尔对谢林的第一部解释著作《谢林论人类自由的本质》(1971)不象其两部《康德书》那样富有争议。海德格尔认为,“谢林的论文之所以是最深刻的哲学著作之一,恰恰是因为在一个独特的意义上它同时既是本体论的,又是神学的。”海德格尔认为,西方最根本的特征就是哲学与神学一体的结构,相对于西方哲学的本体论神学这一特征而言,非西方的思想都是“非哲学”且“非神学”的。而谢林则是“哲学与神学之间”或者说“调和基督教与哲学”的最明显的代表。这种十九世纪的“调和”或“中介”,与其说是现代的基督教的世俗化,不如说是现代哲学的基督教化。“哲学与神学之间”的蒂利希(1886-1965)受谢林的影响最大,他说过,是谢林决定了他的哲学和神学思想的发展。在第二部对谢林的解释著作《再论谢林》(1991)中,海德格尔完全将谢林置于他的西方形而上学历史命运的视角中进行解释(即形而上学作为本体论神学),尤其是谢林的意志概念。可以说,对谢林的《自由论文》的两部解释是海德格尔讨论本体论神学主题的重要文本。在《我进入现象学之路》(1963年)一文中海德格尔说:“从布莱格那里我第一次听到谢林和黑格尔对于整个根本上不同于经院哲学的教义体系的思辨神学的重要性。就这样,本体论与思辩神学之间的张力作为形而上学的结构便进入了我的研究领域。”这就是海德格尔本体论神学思想的最初的起源。
谢林的《自由论文》是哲学史上的毫无争议的一个经典,赫费(OtfriedHoeffe)于1995年主编了经典解释系列中的《自由论文》的解释。从这篇论文中文可以看到谢林的哲学天才和挥洒自如的文笔。谢林的自由概念不仅是吸取了奥古斯丁、路德、斯宾诺莎、莱布尼茨、康德的自由概念,而且还加入了德国神秘主义和基督教的思想因素。因此可以说,谢林的自由概念是一个哲学与神学的综合性的概念:既有实在论的因素,又有观念论的核心;既有恶的可能性,又有善的原初地位;既有个体的自由,又有神性的必然性。谢林并未将自由概念视为一个不言自明的前提,而是视为人之为人以及哲学之为哲学一直有待追问的问题本身。
谢林的《自由论文》以“对人类自由的本质的哲学探讨”一句开篇,(《谢林全集》标准编号,第一辑第七卷,I/7,336;汉译,页258)直接提出两个任务:第一,从自由的感觉和独特的事实感经过感官之外的理智、在经过意志,最终将其上升为熟悉、知识、概念;第二,由这一概念开始探讨它与整全的体系的关系,或者说它在整全的体系中的位置。紧接着谢林十分紧凑地指出,自由的概念决不能作为一个从属的概念,而必然是要在这个体系中成为核心。因为,正如谢林在后面所说的那样,谁假如体会到了自由的感觉和独特的事实的话,谁就必然要把这种感觉贯穿到整个世界之中,并且要使自由的概念成为哲学的“一”与“全”(I/7,351;页272)谢林马上又代一般人(尤其是我们时代的哲学)设问:既然自由是与体系是不相容的,那么一种自由体系是如何可能的呢谢林回答道,自由的体系至少存在于上帝的理智之中。稍后谢林解释道,这是因为圣经本身就证实了自由就是我们信仰地存在和生活于上帝之中。(I/7,340;页261)就这样,谢林仅仅用了不到一页的篇幅就将自己的问题域与问题方式阐述得清清楚楚。
接着,为了论证个体自由存在于上帝之中,谢林就将自己一下子推到了为斯宾诺莎的理性主义的泛神论体系辩护和重新解释的任务之中。海德格尔说:“斯宾诺莎总是重新引起整个德国唯心主义思想的注重,并且同时也把他们置于矛盾之中,因为他使思想从绝对者开始。”上帝作为一切存在的根据的斯宾诺莎泛神论必须被证实,它同时也是每一个个体得到其独立性的体系。也就是说,斯宾诺莎的泛神论并不象通常不假思考地认为的那样,是与莱布尼茨的单子论相对立的,恰恰相反,无限实体只是相对于有限而言,但是它并不排斥非凡性,而恰恰要以承认非凡性为前提的。(I/7,344;页266)谢林以莱布尼茨所理解的“先行与随后”关系的同一性概念打通了斯宾诺莎与莱布尼茨二人的体系。(I/7,342;页264)这样谢林就完成了第一步,确立了这一体系的实在性。
【正文】
[中图分类号]B21[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257-2826(2001)02-0012-07
无论透过马克思哲学本身的语境,还是透过后现代有关马克思哲学评述的语境,马克思哲学的生存论指向都会为我们深刻地感受。理解了马克思哲学的这一向度,才能明白马克思无论是在谈自然还是谈社会、谈经济还是谈政治、谈历史还是谈现实、谈科学还是谈艺术,一刻也没有忘怀对人本质的哲学提问,即对人的生存处境和命运发展的深切眷恋和关注。正是如此,马克思没有让自己的哲学停留在形而上学的“抽象王国”里,而是让它径直遭遇人的现实存在,并且以自己特有的运思深入到历史的人的生命活动的坎陷和人的历史的歧出,揭示了人的现实生存境遇,展望了人的理想生存样态,从而锻造出了自己哲学的新形态——生存论哲学。
一、马克思哲学的生存论指向首先是通过他对传统哲学的解构而表征的
海德格尔曾就西方哲学史作过这样的总评:整个西方哲学就是柏拉图哲学的展开;形而上学就是柏拉图主义;是马克思完成了对“形而上学”的颠倒;至此,哲学进入了“终结阶段”。(海德格尔:《面向思的事情》,第59-60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我们认为,海氏的评价是中肯的。正是马克思完成了颠倒“形而上学”的工作,哲学才由“存在”被遗忘的形而上学的历史转向对现代人之生存境遇的思索的非形而上学的“存在之思”,即使得现代西方哲学包括马克思自己的哲学具有存在论之意义,亦即具有生存论的指向,那么,马克思是如何实现对“形而上学”的颠倒的,其哲学生存论的指向又是如何得以表征的,是我们这里要涉猎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