族群文化研究范文精选

摘要:民族旅游开发过程中,族群记忆的失真问题越来越突出,主要表现为族群记忆的同化、商品化、庸俗化、价值观蜕变等方面。本文以浙江省畲族为例,提出民族旅游发展中构建族群记忆保护与传承机制的设想。

关键词:民族旅游族群记忆保护传承

民族旅游与族群记忆

民族旅游是文化旅游的一种特殊形式,其目标所指的人群在自己居住的范围内不完全属于该国政治或社会意义上的主体民族,由于在自然生态和文化特性方面的与众不同,这类人群被贴上了旅游性标志。换句话说,民族旅游就是把“古雅的土著习俗以及土著居民”包装成旅游商品以满足旅游者的消费需求。

族群记忆是集体记忆这一宏大概念集合中的子概念。集体记忆是一个特定社会群体之成员共享往事的过程和结果,集体记忆得以传承的条件是社会交往及群体意识需要保持该记忆的延续性。而族群记忆,是作为一个民族层次的群体,以自己的方式保存下来的关于自身过去的印象和历史记录,并且从中汲取力量,形成群体的凝聚力。

族群记忆需要一系列要素来加以体现,即族群记忆必须有作为载体的物质的或精神的承载物,否则族群归属感就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而这些要素构成了民族旅游最核心的吸引力。族群记忆本质上是一种集体性的文化积淀,是各民族在其历史发展过程中创造和发展起来的、具有本民族特点的文化。族群记忆的核心是本民族认同的价值观,包括习俗、道德、法律、礼仪、制度、宗教等。

一、现代影视技术在族群古建筑艺术中的最优化研究

（一）现代影视技术在族群古建筑艺术保护中的必要性

目前，我国对古建筑进行深入研究都有不少的研究性书籍和论文。如：

1.古建筑保护措施与意义的探讨，《古建筑保护的意义与措施》（杨笑天，1997），提出古建筑保护的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明确地说明保护古建筑既是见证历史的需要，也是建筑专业学习和旅游产业发展需要。

2.古建筑数字化保护研究，《基于GIS与三维激光扫描的古建筑保护》（邢昱等，2009），提出以三维激光扫描点云数据作为基础数据，结合地理数据库和三维建模技术，通过建立古建筑数据库，设计基于GIS的古建筑数字化保护系统。这些研究大都侧重于方法论即数字化的保护研究，对立体保护古建筑起到了积极的作用。过去，我们仅依靠文字、图片去诠释古建筑艺术，这对于古建筑艺术文化内涵的解读显得薄弱而没有足够的说服力。而文字和图片呈现给人们的仅仅是二维的影像，在文字方面仅依赖于讲述者的个人感官意愿，无法正确阐释其古建筑文化内涵，也无法及激起族群内部人的自觉性，其建筑艺术也难以赓延。只有通过现代影视技术的立体性展现，引入当地建筑文化持有者的讲述，利用现代影视技术对族群古建筑进行全息性保存，最大限度地保留其艺术元素的本真性；编辑和整合族群古建筑艺术系列影视片，传播族群古建筑艺术文化内涵。

（二）贺州族群古建筑的艺术特点

族群与族群关系是当代人类学、社会学、政治学等学科研究的主题。究其原因是全球化、现代化的发展，使得不同的人群聚居在一起，或者是不同群体的接触更为频繁，族群与其它各种组织和群体交织在一起，构成了复杂的、多元的文化；在这种复杂而多元的格局下，族群内部成员的适应，族群之间的协调不仅影响局部地区，甚至波及到全球；从持续半世纪的中东冲突到近来南斯拉夫危机，都说明了，族群之间的冲突和协调成为当代的首要问题。

本书是《"汉"的重新思考--岭南族群互动研究》课题成果的一部分，所收集大都是参加"庆祝容观琼先生从教50周年暨族群与族群关系学术讨论会"的文章，并增补了部分课题组成员的成果。本文就族群的基本概念、理论和相关的问题进行一些陈述。见教于各位。

一、族群、族群性与族群认同

(一)族群

族群一词最早是1930年代开始使用，被用来描述两个群体文化接触的结果，或者是从小规模群体在向更大社会中所产生的涵化现象。到第二次大战以后，族群一词被用来取代英国人的"部族"（Tribe）和"种族"（Race），运用也就更为广泛。族群意指同一社会中共享文化的一群人，尤其是共享同一语言，并且文化和语言能够没有什么变化的代代传承下去。

有关族群(Ethnicgroup)的概念是多种多样的，在50年代，韦伯给族群下过一个定义：族群是指因体质的或者习俗的或者对殖民化以及移民的记忆认同的相似而对共同的血统拥有主观信仰的群体，这种信仰对非亲属的共同关系具有重要的意义。族群不同于亲属群体。

一、引言

“认同”作为社会研究的基本概念，由英语名词“identity”及其蕴含动态含义的衍生词汇“identification”翻译而来，因此，同时具备“认同感”与“认同行为”之义。在“认同”概念的基础上，国内外学者将“认同”概念运用于民族（族群）、国家这类社会群体，并衍生出对民族认同的发展阶段、层次、维度等问题的深入研究。1996年，DavidY．H．Wu在《中国少数民族的文化变迁与民族认同》一文中，指出，“凯斯在总结东南亚一些民族现象的基础上，提出了民族认同这一概念———即把文化作为一种原始的解释性特征保留下来，同时也显然考虑到相反的事实，就是在结构互动过程中，文化内容与族群联系在一起常常承受着意义上的变更。”[1]之后，卡拉（J.Carla）和雷格奈德（J.Reginald）把民族认同界定为个体对本民族的信念、态度，以及对其民族身份的承认，并认为群体的认同包括群体认识、群体态度、群体行为和群体归属感四个基本要素。菲尼(J.Phinnery)认为，民族认同是一个复杂的结构，它不但包括个体对群体的归属感，而且还包括个体对自己所属群体的积极评价，以及个体对群体活动的卷入情况等。[2]国外对族群认同的实证研究始于20世纪60年代，西方学者主要对民族认同的内涵及其影响因素、民族认同的结构、民族认同的发展、民族认同与文化适应等问题进行了系统地实证研究。尤其在民族认同的发展问题上，西方学者提出了许多相关的理论解释少数民族认同和适应发展的过程。[3]菲尼(J.Phinnery)发展了埃里克森的认同发展理论，提出个体的族群认同主要经历了弥散性阶段、排斥性阶段、延迟阶段和整合阶段。70年代格罗斯（Feliks•Gross）提出了一个黑人族群认同发展的五阶段模型，即前遭遇阶段、遭遇阶段、浸入和浮现阶段、内化阶段、承诺与信仰阶段。[4]然而，国内关于民族认同的研究更多侧重于描述性的定性分析，定性研究仍然是族群认同与国家认同的主流，尚且缺乏运用多种方法对我国边疆民族地区跨境民族的民族认同问题进行系统地实证研究。佤族是云南省独有的一个跨境民族，主要分布在澜沧江与萨尔温江之间的山地，分属于缅甸与中国，云南境内佤族现有人口35万多人，仅占云南省少数民族人口的2.76%。由于“现代经济的发展，特别是以市场经济为推进力而势如破竹冲向全球的全球化进程，从根本上冲破了传统的封闭性，极大地拉近了各个民族、各个族群之间的距离。同时各种差异直接碰撞，直接对抗，从而导致了新的矛盾和冲突。”[5]因此，佤族的民族认同、国家认同（即中华民族认同）及文化融合的状况如何、他们的民族认同又与哪些因素相关，这些都是值得探索的问题。佤族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的深入研究，对于促进佤族与其他民族之间的良性交往与相互融合、促进西南边疆的和谐稳定及构建和谐的民族关系，都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二、研究方法

（一）被试本研究采用了代表性抽样的方法，抽取了云南省西盟佤族自治县和沧源佤族自治县三所中学的437名中学生。施测时实际发放问卷450份，回收有效问卷437份，有效率97.11%。在所抽取的437名学生中，其中男生206人（41.7%），女生231人（52.9%）。高中生222人（50.8%），初中生215人（49.2%），并且少数民族聚集区35人（8.0%），民族与少数民族杂居区15人（3.4%）。西盟佤族自治县和沧源佤族自治县处于中缅边境，与缅甸隔江相望，是我国佤族最聚居的区域之一，受主流文化影响不多，而佤族中学生是思想最活跃、人生观正在形成的一个群体，他们的文化与民族认同也代表了佤族民族认同状态的趋势。

（二）研究工具及数据分析本研究采用问卷法，参考Phinney的民族认同四维度理论及其多群体民族认同量表（MEIM），自行编制《佤族民族认同调查问卷》，采用了从“很不同意”到“很同意”的李克特五级量表形式。本研究分为两个分量表，即“本民族认同问卷”和“中华民族认同问卷”，从认知、情感、评价和行为四个维度入手，分别对本民族认同和中华民族认同（即国家认同）进行分析。从对问卷所做的因子分析来看，巴特利特球形检验的伴随概率为.000，小于.01，拒绝零假设；KMO的值为.878，在0.8＜KMO＜0.9之间，比较适合做因子分析。同时，采用主成分分析（PrincipalComponentsanalysis）和平均正交旋转法（Equamax）对问卷进行结构分析，本民族认同调查量表与中华民族认同调查量表均自然归类得出4个因子。由此可见，因子分析的结果与研究者的构想相吻合，两个分量表及其总量表具有良好的构想效度，最终问卷整体信度（Cronbach''''sAlpha）达到0.954。数据分析是采用SPSS（18.0）软件进行，对数据进行了均值分析、单元方差分析、相关性分析、线性回归分析等，目的在于探索佤族中学生对民族认同的认识、情感、评价和行为，并分析民族认同的影响因素。

三、研究结果

审美人类学是20世纪90年代中叶在我国出现的一门美学与人类学交叉的新兴学科，它用人类学的方法和概念系统来研究和阐释美学问题和审美现象，希望通过田野调查的手段深入到少数民族的日常生活当中，从现实体验出发，把握少数民族深隐的底层文化和边缘文化；通过解读少数民族文化的符号密码和揭示其文化思维模式，达到探求其文化体系背后隐藏的被社会约定俗成的一套规则与禁忌，最终挖掘出少数民族文化中蕴含的鲜活生命力。审美人类学崭露头角之初，并未得到国内多数学者的认同与重视，但是，以王杰教授为学科带头人的广西师范大学中文系审美人类学学科在长时期田野调查的基础上提出了以审美意识形态和审美制度为中心的审美人类学理论，在国内美学界引起了普遍关注。

从本科生进入研究生学习阶段之后，在初步接触审美人类学的基本理论概念和研究方法的基础上，我开始系统深入地学习审美人类学，并在导师的指导下逐步将理论研究与田野调查结合起来。在这一学术背景下，我开始关注各少数民族，特别是西南地区少数民族的活跃着的文化现象、审美意识形态及其审美价值。*年11月和*年11月，我分别参加了广西师大中文系对南宁国际民歌艺术节的跟踪调查，用审美人类学的理论视角和研究方法对这个特殊的民族节日进行了分析，写作的《审美人类学视野下的节日与生存——兼谈南宁国际民歌艺术节》收录在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版的《寻找母亲的仪式》一书中，并在《广西日报》*年10月29日第7版发表《打造现代狂欢文化品牌——从南宁国际民歌艺术节谈起》。在*年南宁国际民歌艺术节开幕上，由壮族歌手演唱的黑衣壮山歌《山歌年年唱春光》唱响全国，作为我国西南地区少数民族文化形态的典型代表的古老而神秘的黑衣壮族群因其原生态文化和艺术元素保护的完整性以及突出的地域性，逐渐成为审美人类学研究关注的个案。*年1月26日——2月1日及4月16日——21日，我随广西师范大学那坡黑衣壮文化考察队赴百色那坡县城厢镇农文屯对当地的黑衣壮族群的文化艺术分别进行了为期一个星期的田野调查，收集了大量黑衣壮传统文化的一手资料，并将《黑衣壮祭祖仪式的审美价值》定为检验自己三年研究生阶段学习研究情况的学位论文。

我认为，审美人类学的研究正是在注重田野调查的基础上，比较和分析不同种族、民族以及族群在审美习惯、审美传统方面的区别与联系。审美人类学的理论不仅为黑衣壮文化的研究，也在一定程度上为少数民族地区美学的研究和民族文化艺术的研究提供了一种新的理论视野，可以为解析民族文化背后隐藏的禁忌和规则提供有力的学理依据。从审美人类学的角度对文化和艺术进行考察，阐释审美制度的功效和实践功能，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对民族或族群社会的物质、精神、文化三个层次的内在逻辑进行解读。审美人类学以马克思主义美学为学理渊源，重视审美活动、艺术与日常生活之间的密切关系，为避免传统美学研究唯精神层面的缺陷提供了一种全新的理论方法和视角。审美人类学更为关注精神与物资二者之间的制度层面，通过审美制度这一中心术语将审美意识形态理论进行重新整合，对民族文化、边缘文化的底层内涵和人民大众的审美需要加以分析和阐述，从学理上阐释民族文化背后的思维逻辑。

同时，在学习审美人类学这门学科的过程中，我了解到，田野丰富多变的文化事象始终是审美人类学重要的理论灵感源泉，纯粹的理论分析是无法解决美学研究中遇到的难题的。因此，我认为通过扎实的田野调查工作，掌握充分的少数民族文化、艺术的一手资料，在感性认识积累的基础上，运用审美人类学理论深入到少数民族原生态文化内在隐喻的符号体系和象征系统发掘少数民族文化审美价值是可行的。无论是从民族艺术文化研究的学理基础上看，还是从研究视角、操作方法上看，审美人类学都是有效的理论武器和重要的理论依据。然而，作为新兴学科，审美人类学的理论系统尚未建构完全，其基本概念和关键词有待论证确定，在不断建构学理基础、确定学术规范的同时，审美人类学的研究迫切需要找到具有极强说服力的现实个案，并加以合理严密的学理阐释。它希望“以特定区域族群的审美实践和审美研究创造性成果为自己的核心研究对象”，从而“揭开特定区域族群文化中被遮蔽的审美感知方式，激扬符合美的规律的文化创造原则，建构充溢审美氛围的生存环境”。